《我和农研有个“缘”》之二十四——精兵简政

郭永利（右3）

上回说到，1986年以后农村第二步改革发展设计的关键一步棋，就是在家庭经营基础上，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商品生产，让农民增收致富。而建立新型合作组织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解决一家一户想办而办不到的事情。这是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的既定任务。这项工作直接关系到农业保护、城乡统筹发展，采购销售，农产品流通，价格体系调整、农产品食品安全、防贫扶贫、合作金融保险，农村医疗养老、职业农民队伍建设等等一系列创新发展落地，关系到农村发展在解决温饱问题以后如何平稳有序的解决三农问题，更上一层楼。

但是，由于1989年以后中央农研室国务院农研中心的机构撤并，领导策划这项工作的主治“大夫”杜润生团队不在了，造成了这件事至今也没有完成，农村改革成了一个半拉子工程。

任何事情都有因果，你前边没做到位，后边就必然出鼓包。农村合作组织体系发展的“断桥”，农村经济缺少龙骨也就导致的乡村发展的后来塌陷。最典型的是，农民买难卖难、贷款难、贷款贵、保险难和农业保险补贴被商业保险瓜分、公共利用难、医疗养老难、青年妇女等问题突出，合作社发展下边儿孙满堂，上边缺爹少娘，表面千千万万，实际上一盘散沙，系统乏力。农村合作组织体系和社会化体系建设严重滞后的问题一直是隐隐作痛的痛点难点和焦点。

与此同时，也造成了政府在抓农业农村工作时，缺少系统有力的组织支撑和工具保障。机构臃肿，人员堆积，作用乏力，收入很低。传统行政管制手段服务农民越显不灵。

 比如，我们在北京、陕西、湖北、湖南、河南驻马店开展农作物、果树、养鸡、农机等互助保险的过程中就发现，政府的农业技术推广站谷物协会、畜牧系统养鸡协会，林果业的果树处、科、站点，农机部门的农机监理，大家都想为农民服务，但被局限于传统体制内，有心无力，缺少系统动力和新型的服务工具。

农机系统的农机监理，它的传统职能被圈在行政执法和收费罚款里，没有多少服务，农民越来越反感，甚至不让执法人员进门、打他们。我们通过帮助引入互助保险以后，把行政管理变成安全保障服务，针对实际需求，为农机手们提供一条龙服务，解决了一家一户想办而办不到的问题。

以往农机监理把自己当成官，对农民执法和罚款，农民出了事故没人管，还要受罚，所以农民出事不报案，事故人员伤亡纠纷没法办。监理部门连准确的事故统计数字都掌握不起来。加载了互助保险以后，监理的服务职能多了，事故统计准了，给农民提供救援保障服务，受到了农民欢迎。

他们自己说，过去监理和农机手是猫鼠关系，现在是同舟共济。这种变化是发自内心的认可。我那时作为（江泰保险经纪公司总裁助理兼农林部总经理）农机互助保险的总设计师，欣喜地看到这项工作改革发展的明显效果，真为他们高兴。欣然命笔，写下了快板书《农机互助保险歌》和歌曲《农机手你是我的兄弟》等文艺作品。获得了农业农村部纪念农村改革四十年征文优秀作品奖。

以家庭经营的股份合作为基础主体通过新型股份合作建立起来的合作组织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就像一个藤连着千万家。必须国家立法让他搭载采购销售、合作金融、互助保险、公共利用、生产生活指导、医疗养老保障等新型的服务工具，才能系统发力地解决一家一户想办而不到的问题。而这些新型服务工具在合作组织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当中由谁来做？现有的信用社、供销社、技术推广站、经营管理站、农机监理站的工作人员可以整合逐步转轨充实到这里边来。这样即可以与农民融为一体提供系统管理服务，又可以使行政管制转型瘦身精兵简政。一举两得。

实际上，政府农口包括了公务员和参公、没参公人员，所在单位有政府部门、事业单位，挂靠单位，这些单位经费少，缺少服务手段和适用工具。有的顶着个虚名，实际没多少事干。

一方面政府揽了一堆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另一方面养了一群养不好的“贤人”。而建立新型合作组织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不但可以形成以农民为主体的股份合作组织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还可以给这些在政府行政系统的参公半参公没参公，靠差额工资过活的人员提供一个新生的就业平台，摆脱说官不是官说民不是民的藩篱，从靠行政吃财政饭，变为靠本事和服务吃饭。实际上，这个领域是相当广阔的。

这样，新型的合作组织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等于是政府和农民的纽带桥梁，就可以充当农民的利益代言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