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北京的故宫博物院里，藏着这样一座有着近2500年，大约成型于晚周战国早期的“宝物”，那就是“宴乐狩猎攻战纹壶”。

宴乐狩猎攻战纹壶

该壶高31.6厘米，口径10.9厘米，腹颈21.5厘米，重3.54kg。壶上雕刻有宴乐、舞蹈、狩猎、攻战、采桑等纹饰再现了战国时期贵族的社会生活的一些场景。它不仅是中国青铜器中的艺术珍品，在美术史上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而瓶口上部分的“射礼”部分也是关于古代射礼能找到的最早之图像。

宴乐狩猎攻战纹壶纹路（局部）清晰地记载了射礼的内容

“射礼”是什么？又经历了哪些变化呢？

日本浮世绘中描绘的天智时代射礼

原来，早在公元前1046年，周朝成立之初，“射（箭）”就和“（行）礼、乐（奏乐）、御（驾驶战车）、书（法）、数（算术）”同被列为“六艺”之一， 《 周礼 ·地官司徒·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 五礼 ，二曰六乐 ，三曰五射，四曰五御 ，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这就是所说的“通五经贯六艺”的“六艺”。

射礼的主要内容包括宾主拜揖行礼，司射放好壶、中、算，宣布投壶之令（规则），主要有：必须将箭矢的端首掷入壶内才算投中；要依次投矢，抢先连投者投入亦不予计分；投中获胜者罚不胜者饮酒等等。至此，司射上堂对宾行揖礼，禀告宾：“三耦座射”（意思是三耦都已射毕）宾行揖礼还。射礼讲求立德正己、礼乐相和。倡导人格塑造和人的精神的文明，射礼讲究谦和、礼让、庄重，提倡“发而不中、反求诸己”，重视人的道德自省。在本质上是一种健康道德的巧妙导引方式，是华夏先民寓德于射、寓礼于射、寓教于射的珍贵的人文实践成果。

南非发现的目前“最古”箭头样本

先民之所以将射箭提到如此高的地位，是因为弓矢作为储备弹性势能，再在短时间内释放，以箭传导的武器，在古代是狩猎、作战的主力武器。2008年，在南非，人们在一处名为Sibudu Cave的中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了几支疑似骨质箭头的样本，这些箭头，将弓箭的源头一举提升到距今越5万多年前。而在东亚，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箭头是1963年，在中国山西朔县峙峪村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现了一枚用燧石打制的箭镞。该遗址的年代约为距今2.8万年。

先秦的射礼依参与者地位和举办时机可分为四类：

清代天子射礼图

一是大射，是天子、诸侯祭祀前选择参加祭祀人而举行的射祀；大射前燕饮依燕礼，纳宾、献宾、酬酢及奏乐歌唱娱宾，宴毕而后射。掌管大射礼仪的司射，袒露左臂，执弓挟矢到阶前请求射礼开始，有司将弓矢献给君王，并设置计算成绩的“中”和算筹，以及惩处违礼者用的“扑”。中是盛放算筹的器具，刻制成兽类跪伏之形，背上可容八算。而盛筹码的容器也有讲究，按规定君王用“皮树中”（皮树是一种人面兽身的动物，《仪礼·乡射礼》:“君国中射，则皮树中，以翿旌获，白羽与朱羽糅。” 郑玄 注:“皮树，兽名。”）、“闾中”（闾是一种独角兽，如驴）和虎中。大夫用兕中，士用鹿中。

二是宾射，是诸侯朝见天子或诸侯相会时举行的射礼；

三是燕射，是平时燕息之日举行的射礼；

晚周春秋时代的“乡射礼”

四是乡射，是地方官为荐贤举士而举行的射礼；射礼前后，常有燕饮，乡射礼也常与乡饮酒礼同时举行。据《仪礼》记载，周代社会的每年春秋，各乡下属的州，都要会聚民众习射，并且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程式，称为“乡射礼”。乡射的比射以二人为一组，称为“耦”。天子的射礼用六耦，诸侯用四耦，大夫、士用三耦，称为“正耦”。乡射礼用大夫的正耦，所以是三耦。司射从州学中挑选六名德才兼备的学子，配成三耦，然后进行所谓“三番射”：第一番射侧重于对射手的教练，第二番射侧重于比赛，但参加者除三耦外，还有主人、特邀的佳宾和众宾，根据射击的成绩，分出胜负。第三番射与二番射基本相同，但有音乐伴奏。乡射礼不仅是一种娱乐，还有敦化民俗的作用。

根据《周礼·地官·保氏》载，西周时期射箭的考核标准有以下几点：

一曰“白矢”，此项对射者的箭穿透箭靶，露出箭头，重在考核射者开弓的臂力要求极高；

二曰“参连”，此项要求射者第一箭射出之后，接着三箭连发，主要在于考核射者发射的速度之快；

三曰“剡注”，要求射者矢入箭靶，羽颈高，箭头低，重在考核射者箭头是否锋利；

四曰“襄尺”，讲究射者礼让，这项测试主要讲究如君臣同射，臣不得与君并立，以此表示上下尊卑，重在考核射者礼让；

五曰“井仪”，这主要要求射者四箭射中箭靶，此项重在考核射者箭法准确不能有丝毫的偏差于失误。

汉砖上的“射礼”

而到了秦汉以后，射礼的礼乐属性被弱化，对参加射礼人士的实战能力更加重视，这与匈奴常年串扰边际，战争增多有着密切关系。比如《汉书·韩延寿传》记载，韩延寿在任东郡（治所在今河南濮阳市，范围包括今河南省东北部、山东省西部）太守时，“春秋乡射，陈钟鼓管弦，盛升降揖让，及都试讲武，设斧钺旌旗,习射御之事。”可见，汉代对发自民间的孝廉和世袭贵族子弟的射箭训练还是十分重视的。不过，汉代大射礼就几乎没有记载，也许与郡县制下不断削藩，不再需要用射箭选取诸侯有着密切关系。

到了魏晋南北朝，大射礼又被恢复，不过娱乐性更强。例如，《隋书·礼仪志》载，“后齐三月三日，皇帝常服乘舆，诣射所，升堂即坐，皇太子及群官坐定，登歌，进酒行爵。皇帝入便殿，更衣以出，骅骝令进御马，有司进弓矢。帝射讫，还御坐，射悬侯，又毕，群官乃射五埒。”其中“一品二品三十发，三品二十五发，四品二十发，五品十五发。”

射礼的简化版：“投壶”

而进入唐代后，射礼正式被朝廷确立为“五礼”（吉、凶、宾、军、嘉）之一，其标志为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大唐开元礼》的颁布。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唐代以后，东亚对民间持有弓箭禁令强化，故射箭只在考选武举和贵族“畋猎”时作为“军礼”的一部分存在，乡射只剩下了小儿的“投壶”游戏。此时大唐国射礼更多继承了隋国的“礼乐之射”，又增加了“欢愉”之射的内容。在公元9世纪的五代末期，射礼一度退出了历史。

至于宋代，《宋史·礼志》中有如下记载:“大射之礼，废于五季，太宗始命有司草定仪注。其群臣朝谒如元会。酒三行，有司言‘请赐王、公以下射’，侍中称制可。皇帝改服武弁，布七埒于殿下，王、公以次射，……射则用招箭班三十人，服绯紫绣衣、帕首，分立左右，以唱中否。节序赐宴，则宗室、禁军大校、牧伯、诸司使副皆令习射，遂为定制。外国使入朝，令帅臣伴，赐射于园苑。”这时恢复的射礼只是“大射”和“宾射”，受此影响，越南、韩国也不再流传燕射和乡射，只剩下日本在顽强坚持着。

而到了明代，射礼成为了一种“尚武”活动。《大明会典·卷五十一》有关于大射仪轨的详细记载: “国朝次第行之。诏成均博士弟子及郡县庠序之士，皆使习射以俟贡举。而凡遇郊庙之祭，先期命文武官执事行大射之礼。其仪具后洪武三年定。……前期，戒射定耦、选执事充司正、副司正、司射、司射器、请射、举爵、收矢、执旗、树鹄，陈设如图仪。是日，执事者入就位……。”

大明国“射礼”复原图

从这段关于明朝大射的仪文中可以看到，其与唐宋时期的大射相比，宴饮欢娱的属性得到弱化。明朝大射礼的时间设为“郊庙之祭”时，与宋代在射猎场所游玩时举行的宴射完全不一样，仪礼属性更为严谨。明代大射强调的是习射，“尚武之射”的属性更为明显。

《木兰秋狝图》手卷（局部）

清代的“射礼”则是将狩猎和“大射”合而为一。如康熙、乾隆年间，每年举行一次“木兰秋狝”。每次行围都可被视为一次军事演习，因为对行军路线、安营、出哨、涉猎等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抵达目的地后要先搭设行营，派出巡哨，就好像行军打仗一样。木兰秋狝主要包括三项活动：小围、合围和哨鹿。木兰秋狝能使八旗劲旅不断提高骑射技能，也是训练诸皇子射术的大好机会。木兰秋狝不仅仅是皇室的重要狩猎活动，也要举行“秋狝”大典，二者成为清代射礼的主要组成部分。道光四年（1824年），清宣宗发布上谕，废止射礼，该上谕称：“今岁秋狝木兰，允宜遵循成宪，肄武绥藩，然不可不审度时事，量为展绥。所有今岁热河亦著停止。此朕不得已之苦衷，非敢耽于安逸也。”于是，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秋狝木兰大射礼成为了有清一代最后一次射礼，也是断断续续执行了2800年的射礼的最后一次。

其原因在于，除了清国的国势衰落外，热兵器的普及也令弓箭不再有用武之地。

日本弓道练习者

不过，随着时间进入21世纪，一些中国古典文化爱好者有感于日本、韩国将古射礼升级成为“弓道”，并向外传播，还为包括奥运会在内各种射箭大赛输送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加之“汉服热”的兴起，这些爱好者选择了复原与自己身份接近的“乡射礼”，练习射箭的同时，也能交结同好——

清华大学复原性拍摄《乡射礼》一景

2016年11月，由清华大学历史系彭林教授主持的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仪礼〉复原与当代日常礼仪重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乡射礼》实验性复原的拍摄，经过二十余天的紧张工作，于河北大厂影视基地完成。乡射礼视频的完成，为爱好者们找到了“参照物”。于是，各种各样的射礼又在中国被重新发掘，并融入了新的时代特征。

（清华大学：乡射礼复原片段，视频鸣谢：小太阳幼儿园园草）

参考资料：

1、射礼在清朝时衰落了吗？（影像中国史）

2、秦汉之后大射礼的发展与嬗变（蔡艺·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0卷 第6期 2015年12月）

3、从中华礼乐文明看“乡射礼” （彭林·江苏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016）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