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 总拿“政治”解读文学, 为何就不能回归人之常情? | 文化纵横
发布于 2021-10-11 20:39
《文化纵横》2021年10月新刊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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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安娜·卡列尼娜》是俄国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的著名作品,它反映了当时俄国的现实生活。安娜·卡列尼娜是这部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她被塑造成一位为了追求爱情而牺牲一切,却最终逃脱不了命运的悲剧女性。
何怀宏教授指出,对于文学作品,在中国长期流行的读法是一种常常遮蔽了其他可能读法的社会政治解读,直到如今还常常印在“前言”或“译序”之中。对于《安娜·卡列尼娜》的流行解读,也是如此。然而他认为,如果重新解读这部作品,还是要回归列夫·罗尔斯泰原本想要表达的“家庭”思想。本文分别从爱情、婚姻、家庭这三个角度作了分析。何怀宏认为,书中首先表现的是爱情,安娜和弗龙斯基的爱情是纯粹且强烈的;其次是婚姻,列文和基蒂的感情是以婚姻为导向的;最后是家庭,多莉和奥勃隆斯基的家庭在一开始就陷入混乱,但却较为稳定。
他强调,在社会的层面,在大多数人的层面上,我们也许还是应当回归人之常情。我们都有各种感情和欲望,我们也都是有局限、有缺点的人。所谓回归人之常情,自然第一是指要回归人、回归人性,第二是指回归常情,尊重普通人的感情、欲望和追求,尊重大多数人,因而也尊重必要的个人内在约束和制度外在约束。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原标题为“回归人之常情——重读《安娜 · 卡列尼娜》”,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我第一次完整地读《安娜·卡列尼娜》是在30年前,在天津远郊的一个军队五七干校,经常干完活脚上还沾着泥,就拿着书跑到刚刚停雨的野外读起来。那时,主要是被其中的美所吸引,而并不多想其中的思想意蕴。要理解这样的思想,大概还需要经历许多事情才行。但当我觉得真的理解了许多,却看到其中最重要的可能不过是常识。有些常识也需要经过漫长曲折的道路才能理解,看来我真的是不可救药。当然,即便如此,也还是怀念那刚从禁锢中走出的单纯美好的幻想时光,那样的岁月大概不会再有了。
对这部伟大的作品无疑可以有许多种读法。在中国长期流行的读法是一种常常遮蔽了其他的可能读法的社会政治的解读,直到如今还常常印在“前言”或“译序”之中,这种中国的权威解读,当然主要还是从苏俄传来的,源远流长。它同意作者所认为的该书有两条主线和一条连接线,但将其解读为:安娜——弗龙斯基线索“展示了封建主义家庭关系的瓦解和道德的沦丧”;列文——基蒂线索则描绘出“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农村后,地主经济面临危机的情景”;而多莉——奥勃隆斯基则是连接两条主线的次要线索,展示在上流社会那里“一切都混乱了”。
但我以为,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地接受托尔斯泰所说的,作者在这部小说最爱的就是“家庭”的思想。家庭以及婚姻爱情、两性和血缘关系中的许多情愫其实和时代社会无关。换一个阶层、换一个时代和社会,这样的婚外恋、这样的出轨、这样的家庭破裂和各种激情、柔情、欲望和痛苦以及其间的冲突和悲剧会照旧发生,只是稍稍改变了某些形式和内容。
不过,上述的这三条线索还是很有意义的分析线索。在这里我想从新的视角来看这三条线索,如果依其重点作一区分的话,我以为其中安娜和弗龙斯基的线索主要是爱情的线索;列文和基蒂的线索主要是婚姻的线索;而多莉和奥勃隆斯基的线索主要是家庭。
爱情、婚姻、家庭三者从本身的逻辑来说就是经常交织在一起的。爱情开始一般主要是性爱,但后来可能越来越演变为一种深刻稳定的关切。它可能导向婚姻,也可能不导向婚姻;可能发生在婚姻之内,也可能发生在婚姻之外。婚姻则是对一种两人关系的固定,往往是通过一种社会或宗教的仪式,用一种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样,本来是一种私密的个人关系就获得了一种社会性和公开性,获得了某种保障或约束。并由此带来某些社会规则,违反这种规则就可能冒犯到社会,冒犯到所有接受这一规则的人。而进入婚姻也就组成了家庭,一般的家庭还要加上孩子等小辈,“大家庭”甚至还要加上父辈、祖辈等长辈。婚姻家庭还涉及到某种固定的财产和利益关系。
先说爱情。安娜和弗龙斯基的爱情是相当纯粹和强烈的爱情。但也是一种婚外恋,是一种未能导向新的婚姻,却破坏了原有的家庭,最后女主人公也走向自杀的悲剧式爱情。两人初遇时是弗龙斯基非常主动和积极地追求安娜。甚至有时让我们怀疑,如果不是这样,安娜自己是否会主动爱上他。但她后来的确是被这种感情深深地感动了,也热烈地投入了。最后则是她看来更爱弗龙斯基而非弗龙斯基更爱她,或者说这两种爱是不同的爱,作为女性,安娜更依恋他。
不过,我们从安娜的个性看,她即便不遇上弗龙斯基,也很可能在其他什么时候爱上什么人的。她美丽、高雅、有风度和气质,对异性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而更重要的是,她有一种洋溢的生命力,一种巨大的活力和热情。她害怕烦闷无聊,而且,追求真诚和彻底,敢作敢当。她命定是要有一次大爱的,也许还不止一次。而且,这种大爱很可能是婚外的。仅仅婚姻不容易完全满足她。说句极端的话,甚至假设她的第一次婚姻是和弗龙斯基结合,久而久之,某一天她仍然可能会感到不满足和不安分,红杏出墙也仍不是没有可能的。
她最初对弗龙斯基的追求开始似乎是拒斥,却又是一种欲迎还拒。她的言辞和行为、行为和感情并不完全一致,她不断给了弗龙斯基以某种希望。而即便在她最热恋和依赖弗龙斯基的时候,也还是会有意无意地在别的男性之前施展某种风情和吸引力。而其他男性也几乎总是被她吸引。但她知道她能“在一个晚上就做到了使一个体面的有妇之夫倾心的地步”。一种风姿绰约几乎就是她的本能和习惯,而最后,她在华年就怆然而死也永远地定格了读者心目中这样一种美的形象。
而且,安娜并非所爱非人。弗龙斯基是值得她这样爱的。他——至少对安娜来说——决非是喜欢风流、甚至“始乱终弃”的花花公子。他仪表堂堂,出身高贵,前程远大,内在地更有一种坚毅、勇敢、仗义的男子汉气质,既有热烈的感情,也有清醒的理性,甚至相当具有经营才能。而弗龙斯基对安娜的确是一见钟情,而且是不计后果、不问前程的强烈感情。在初遇的那一段日子里,他只想看到她,听到她说话,觉得这就是他全部的幸福。他和作为有夫之妇的安娜的关系并不是上流社会里常见的风流韵事,而是一种维特似的狂热恋情,同时还是主观上想导致婚姻的爱情。他对母亲、兄长的劝告以至舆论的非议置之不理。在安娜难产看来将死之际,弗龙斯基甚至为之自杀,这当然有维护自己尊严的因素,但也有殉情的因素。自杀未死之后,他本来想只是和安娜做一次远戍之前最后的告别,但一见面又不可自制,终于,他放弃了军界的前程,带着安娜先是去欧洲,后来又定居在自己的田庄。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安娜和弗龙斯基的这种婚外恋在初期可能正是因其隐秘才更有魅力,因其困难才更加投入和专注;而在后期可能正是因为它无望才更加不顾一切,因其可怕才更加强烈。种种阻碍恰恰延续了这种浪漫之爱的时间。而由于在丈夫同意离婚的时候安娜并不想离婚,后来她想离婚的时候丈夫又不同意,安娜就只能作为有夫之妇与弗龙斯基公开同居,这就对社会构成了一种冒犯,社交界对安娜关上了大门。在这种情况下,爱情也就变得更强烈,但也敏感、起伏、波动不定了。它对双方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也失去了有保障的感觉容易带来的从容和大度。
这时两性的差别也更为明确地显示出来了。弗龙斯基注定除了爱情,还要喜欢他的事业、他的田庄,甚至他的马。他也希望在爱情生活中引入一种理性。他不赞成安娜为了挑战社交界去观看戏剧而招来侮辱。他渴望爱情,但当他得到了爱情的时候,可能又感到了女人爱情的一种专横力量而试图拒斥。而安娜却越来越集中于她对他的爱,一心要博得他的欢心,同时也要求他给予她同等的爱,希望有不断的爱的验证。生活在爱情中变成了她唯一的生活目的。弗龙斯基自然也为之感动,但有时又厌烦她想用来擒住自己的情网。他想:“我可以为她牺牲一切,但决不放弃我作为男子汉的独立自主”。他没有充分去理解安娜的个性和作为女性的特点。而且,弗龙斯基在经济上是独立的,他也还有其他的事业,而安娜只有他。
所以,在安娜自杀之前的一段时间,他们之间已经不那么情投意合了。在她那方面她觉得他对她的爱情逐渐减退,而在他那方面是懊悔为了她的缘故使自己置身于苦恼的境地,且每个人都觉得错在对方,一有机会就向对方证明一下。最后,“死,作为使他对她的爱情死灰复燃,作为惩罚他,作为使她心中的恶魔在同他战斗中出奇制胜的唯一的手段,第一次鲜明而生动地呈现在她的心头。”可是,她的确是爱他,争执和冷淡之后他在书房里睡得很酣畅。她走过去,举起灯照着他的脸,凝视了他好久。
安娜最后卧轨死了。弗龙斯基作为参加塞维利亚战争的志愿者奔赴战场,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已没有什么乐趣了,只是作为工具还有点用处。在他临行时,又是在火车站,他努力追忆他初次在车站遇见她时她的模样,“她神秘、妩媚、多情、追求和赐予幸福,不像他所记得的她最后那样残酷无情的报复神情。他极力回想他同她一起度过的良辰美景,但是这些时刻永远被毒害了。他只想得起她是一个获得胜利的、实行了谁也不需要的、但使他抱恨终身的威胁的人。”
但问题在于,尽管安娜道德上有错,我们为什么仍然非常同情乃至喜欢她?是因为她的个性中、或者说作为女性的人性中有很美的一部分?是因为她美丽优雅,而且还勇敢和真诚?但有一种近乎残忍的说法说她对社会的反抗还不彻底,而如此说的人们还希望她做什么?她所爱的弗龙斯基并非是不值得她爱的,她为什么还是陷入了悲剧?这种悲剧的原因何在?是她冒犯了一种上流社会的规则?但这仅仅是上流社会的规则吗,还是整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制度和规则?是她太率真,太要求全部和完美?甚至她太顾及自己的感情,而不顾及别人——不仅不顾及丈夫,甚至也不顾及孩子乃至情人?
她和弗龙斯基因爱而同居,以至有了自己的孩子,但她法律上又还是另一个人的妻子,于是这种“家庭生活”得不到法律的保障和舆论的容忍。这种生活可以坚持一段时间甚至相当长久的时间——视同居者的意志有多坚强而定。但要长久坚持还是很难。也许这还不止是意志的问题,感情也可能、或更容易会在这种不确定的状态里发生变化。两人都将更敏感,尤其弱势的一方——女方,可能更执著地要求对方的爱意。越是没有其他方面的保障、没有制度的保障,也就越不放心、越是要求对方情感的保障。而这种不断加强的感情要求很有可能被男方日益强烈地感到是一种束缚,或至少认为是不必要的担心而对之冷淡,久而久之,这种不相称的感情就可能发生异化乃至突变。而这正是在安娜和弗龙斯基那里已经开始发生的。而安娜的性格是:还没有等这种感情产生出更严重的后果,她已经受不了了,她在遭到冷遇而导致的自身激烈的混乱中已经破釜沉舟。小说的开头是安娜来为自己的哥哥一家解决他有外遇的家庭麻烦,她成功了,但自己却在这一趟旅行中陷入了最后使自己付出生命的困境。也许,女子出轨则常常无法回头,一去不归。
而且,我们还不要忘了另一个人——安娜的丈夫。我们也不能完全无视这一种痛苦,失去自己的妻子以致名誉的痛苦。这也是真实的、巨大的痛苦,自始至终的痛苦,而且是不应得的痛苦。是的,安娜不爱他。但不被人爱并不是罪过,相反,还是一种应该同情的不幸。他还不像奥勃隆斯基,他是忠实于婚姻的,他很可以有外遇,但他自始至终没有。对于安娜来说,他也许是可敬而不可爱的,但自然也会有喜欢他性格的女子。而在安娜邂逅弗龙斯基之前,他和她的关系也并不是那样糟糕的。他迟5分钟上床安娜也会关心,有什么心里话也都会跟他说。这里当然没有那种浪漫的大爱,但还是有一种互相关切和袒露的感情。
安娜自己是否意识到了自己的过错呢?这里有一件似乎奇怪的事情是:为什么安娜更爱她和自己不爱的卡列宁生的孩子谢廖沙——尽管他连相貌都很像卡列宁——却不怎么爱她和自己挚爱的弗龙斯基所生的女儿?她甚至觉得她对谢廖沙的爱和对弗龙斯基的爱不相上下,而弗龙斯基肯定没有这样一种对谢廖沙的感情,这又是两个人的一个客观差别,并可能产生矛盾的一个原因(不过在小说里并没有展开)。那么,这种爱是因为谢廖沙是头胎顺产,和她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更长,或者还有更隐秘,甚至她本人也不一定意识到的原因:即前者毕竟是婚生子而后者是私生女。在她的心里,是否还是有一种对合法性的隐隐尊重或至少安心?的确,她爱上弗龙斯基之后意识到自己非常尴尬的处境。在刚失身的时候,当弗龙斯基说愿意以生命换取这一刹那的幸福时,她带着恐怖和厌恶说:“这是什么样的幸福啊!”奥勃隆斯基的妻子多莉来看她,安娜知道多莉一走,就再也没有人会在她的心灵里唤起那种由于这次会晤而引起的感情了。唤醒这种感情是痛苦的;不过她知道这是她心灵里最美好的成分,而这种成分在她所过的那种生活中,很快就要湮灭了。这种感情就是使爱情建立在合法的婚姻家庭基础上的感情。
安娜的自杀悲剧是必然要发生的吗?或者说,是社会逼迫她走向这条毁灭自己的道路吗?我们或许可以说,这种自杀是在一些偶然事件、包括他人和社会的因素凑集之下她性格的一种逻辑,但并不是社会的必然逻辑。无论如何,我们需要在个人的感情和社会的规范之间作出某种平衡或妥协,无论谁都需要某种自制。崇仰托尔斯泰的罗曼·罗兰写道,在这部小说中,“描述列文订婚的华美章节以外,爱情描写已经没有堪与《战争与和平》的某些篇章相媲美的青春的诗意了。……相反,《安娜·卡列尼娜》里的爱情具有激烈的、肉感的、专横的性质。……英国作家马修·安诺德也谈道:“以安娜这样一个女人,又是处在她那样的环境里,居然没有表示一点希望,甚至不曾想到要克服她狂热的爱情,逃脱这种爱情的致命的力量,这在我们想来,仍然不免觉得奇怪,有些费解。”(分别参见《欧美作家论托尔斯泰》第57、136页)
再说婚姻。列文和基蒂的爱情是一种明确的导向婚姻的爱情。列文从乡下到城里来,他想到的就是求婚,求婚不成他就马上走了。基蒂及其父母所盼望和考虑的中心自然也是她和谁缔结婚姻,只是基蒂在列文和弗龙斯基两个意中人之间有些举棋不定。列文和基蒂的爱情自然也有一种浪漫的成分,列文回乡后一度想也许就娶一个农家女,过一种简单、单纯的生活了此一生算了。但他在一个清早突然一眼瞥见一眼坐在马车里经过田野的基蒂,就知道自己还是强烈地爱着她。这是一种心心相印、深深默契的爱:当他们重逢,一个人只要写出一个句子的每个词的第一个字母,另一个就马上能理解其意思。但是,这种爱情始终是旨在婚姻——而且是希望能终生厮守的婚姻——的爱情。列文和基蒂的婚礼构成了这部小说中的最为华美的乐章。列文早年也曾放任过,但后来他在两性关系中只追求爱情,而在爱情中又只追求一种能够导致婚姻和家庭的爱情。“他不但不能撇开结婚来设想对于女性的爱情,他首先想象家庭,其次才想象能给予他家庭的女性。”而且,在他看来,这种爱情和婚姻应当是完美的。
这是美妙的婚姻,却也还是潜伏危机的婚姻。因为列文还有一种追求彻底和无限的倾向,他的性格使他容易在两个极端间摇摆。他的追求是深刻感人的,但其取向对婚姻家庭却可能会有一种消蚀作用。他对爱情、婚姻和家庭的渴望是极高的,但他还有更高更广的渴望。甚至很奇怪地,他的爱情曾经投射到三姐妹的老大,然后是老二,最后才是老三──最终成为他的妻子基蒂。难道他真正在爱的还是他自己的爱情,或更爱的是一种渴望无限美好的生活的感情?他的性格是要么特别快乐,要么特别不快乐;要么特别乐观,要么又特别悲观。在别人看来,他诸事顺遂,甚至最幸福的时候他却可能总是想着自杀。他要求绝对的坦白和真诚,所以,他甚至坚持在婚前要让未婚妻看写有自己放荡行为的日记。他认为自己爱的对象是天底下最美丽以至最完美的,乃至用“她是一个很好的姑娘”形容她都是一种亵渎。他一旦得到爱情,就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认为自己进入的爱情是最神圣的,甚至任何人间的词语都无法描述。这时他觉得所有人都好,所有事都美。但是,他若是发现自己爱人身上的缺点,就很有可能放大,甚至走向另一个极端。甚至并非他妻子的过错,而是别人也喜欢她,就会招来他强烈的嫉妒和不理性的举动,比如说把客人撵走。过于理想化自己的爱人乃至所有人,的确是恋爱中的人容易发生的事情,也是让人感动甚至能够促进双方改善的,但对婚姻家庭也还是要保留有一种现实感,一种理性和一种责任。常识是所有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常情也就包含宽容、妥协以致忍让。
我们知道,对列文婚姻的描写最像是托尔斯泰自己的婚姻。而且,根据小说的描写,我们可以猜测在列文那里,一种危机有可能比托尔斯泰自己的婚姻危机更早地来临。列文没有表现出文学的抱负和天才;他不会像托尔斯泰那样能够追求和达到文学和美的巅峰,也就是说,没有文学事业暂时吸引或转移他的注意力,而在他那里,一种对生命根本意义的真挚和热烈的追求始终是存在的,我们在那个美好的晚上的夜话、在他躺在田野上的沉思中可以看到一种无比动人的追求。这种追求还在进行之中,还没有作出教条式的结论,它也主要还是一种自我的追求,不试图彻底地改变亲人和他人的生活。但它的继续发展却可能深深地伤及自己最亲近的人。就像后来托尔斯泰把他的文学成就和婚姻家庭甚至视作两滴看似是蜜,实际却是遮掩了他对生命的根本追求的苦汁一样。
最后我们谈到家庭。多莉和奥勃隆斯基的家庭在小说的一开始就陷入混乱,但有可能它却比列文和基蒂的家庭都还要稳定。的确,这种家庭关系并不算是很幸福的,但还是以上三条线索中最为稳固的。安娜和卡列宁的家庭破裂不必说,列文和基蒂的婚姻家庭也很有可能后生变故,而多莉和奥勃隆斯基倒最有可能白头到老。列文很容易嫉妒,无端地怀疑,而当他不那么容易嫉妒了,很可能就是他完成了自己的精神转变,而这种转变可能就意味着对保障婚姻家庭财产的法律制度的批判和否定——正像作者在这部长篇完成之后走向的精神转变。
奥勃隆斯基和妻子共同生活了9年,其私情被发现时他妻子已生过7个孩子(两个早夭,但后来又生了一个)。很难期望生了这么多孩子的妻子还是风华正茂,她也没有精力养护和打扮自己。而丈夫却是英俊健康,保养得甚好。这不公平,但却是事实。于是奥勃隆斯基出轨了,出轨被发现之后他并不太后悔这件事本身,甚至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而主要是错在“被发现了”。他希望满足自己的情欲,当然还不是全无节制,他和法国女家庭教师的私情是发生在女教师离开他家以后。他并不想拆散家庭,实际是区分性欲与情感、区分情欲与爱情,或说得更好一点,还区分浪漫情感与婚姻家庭。前者也被他视作不可或缺,但还是把后者看得更重。安娜对他哥哥的描述或有回护,但基本还是切合事实的。她对多莉说:“我比你更懂人情世故,……我懂得像斯季瓦那样的男子对于这类事情是怎样看法的。……这类男子也许是不忠实的,但是他们把自己的家庭和妻子却看得很神圣。他们对这些女人总还是轻视的,她们破坏不了他们家庭的感情。他们在她们和自己家庭之间画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但事实是这样的。”
奥勃隆斯基本质上是一个快乐主义者。他甚至还是好心肠和好脾气的,他对上司、同事、下人都算是很好交往的人,他自己寻求快乐也常常使别人快乐。餐桌上有了他气氛马上就活跃起来。甚至几乎没有谁能够持久地对他生气,当然他也几乎不会记恨、抱怨或者嫉妒别人。他即便陷入困境,也本能地感觉到一切都自会好起来的。他这样想:“他们都是人,都是和我们一样可怜的罪人;为什么要生气和争吵呢?”他其实不算精明,不太会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一点一和商人比较马上就变得很明显。他卖给一个精明商人的土地价格远远低于这块土地的价值,甚至在列文向他指出了这一点他还是不愿费心去改变。卖贱就卖贱吧,让他因此去这块土地上一棵棵数树和讨价还价他可不干。但他也并不是笨,他其实还有一种机智和幽默,也有一种教养。他还算聪明,但并没有聪明到像一个天才那样渴望实现自己的地步。他甚至不想太训练自己先天的聪明,使这种聪明变成杰出的才能,或者作出突出的贡献。他也会想到死,但他的结论是,既然人生短促,何不使之尽量欢乐一点?这至少是相当多一部分人的想法,甚至极少数苦苦追求精神的人们在心力交瘁的某些时候也会暂时停留于此。他是一个贵族,他无用吗?但也可以说自有其用。他到了哪里,哪里就快活起来。正是他促成和安排了列文和基蒂的重新见面,从而使他们终成眷属。
的确,他是应受责备的,他不想伤害谁,但还是严重伤害到了自己的妻子,并在教养自己的孩子上没有尽责。但我们可能还是不必太厉害地谴责奥勃隆斯基,因为他可能就属于大多数,包括也是属于贵族中的多数。很多普通人处在他的地位可能并不比他做得更好。他就是大多数人中的一个。他追求快乐,但并不想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基础上,甚至可以说,他希望所有人都好,都快活。他还是相当有同情心的。当然,如果不能所有人都好,他也不会为此而努力奋斗,这是他的心愿,而非他的事业。他最大的优点也许是宽容。而他不去干预和谴责别人是否就使我们也不致太厉害地谴责他?少数精神精英尽可以觉得这种生活可怕,可以自己去苦苦追求一种精神性的生活,但是,他是否有必要甚至有权利去谴责这样一种生活?这可就是芸芸众生的生活啊。
当然,维系他的家庭稳定的主要作用者还是他的妻子,是作为贤妻良母的多莉。多莉有时也会怀疑,自己为此作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是否值得,当她看到孩子的可爱一面时感到欣慰,但当她有时看到尽管自己千辛万苦,孩子们却还是养成坏习惯,她又会怀疑自己的价值。她远比安娜辛苦,她也曾经美丽,但后来她的面容比安娜老多了,明显地显出了心力憔悴。然而她怜悯安娜,觉得自己比她幸福。当社交界拒斥安娜之后,她仍然同情和欣赏安娜,她去看安娜,但在交谈中也明显地感到她们是不同的人。而才离家不久,“想家和思念孩子们的心情就以一种新奇而特殊的魅力涌进了她的想象里。她已经养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爱自己的孩子和丈夫的习惯。
在社会的层面,在大多数人的层面上,我们也许还是应当回归人之常情。我们都有各种感情和欲望,我们也都是有局限、有缺点的人。我们都需要少放纵一些自己,而多宽容一些别人。回到对这部长篇小说的重新解读,分析起我这里所说的回归人之常情,自然第一是指要回归人、回归人性——包括人的共性和差别性,而其中最突出的一个差别是两性之别,而不要对这部长篇小说中的爱情、亲情等作过于社会政治化的解读;第二是指回归常情,尊重普通人的感情、欲望和追求,尊重大多数人,因而也尊重必要的个人内在约束和制度外在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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