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励“群体画像”?清华社科学院教授解读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发布于 2021-10-13 14:59
北京时间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经济学家，大卫·卡得（David Card）、乔治华·安格斯特（Joshua Angrist）和格多·依姆本斯（Guido Imbens），以表彰他们在劳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以及在因果关系方法论方面的贡献。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何颁发给他们三位？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相较往年有什么新趋势？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教授李稻葵、谢丹夏等对此做了解读。
李稻葵：2021诺贝尔经济学奖不一样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院长
内容来源：腾讯财经
经济学诺奖为何发给这几位学者？
今年的诺贝尔奖与其说是给一种理论颁奖，倒不如说它是在给一种研究方法颁奖。过去30年以来，经济学界有一个新的潮流——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注重从数据中来验证或发现一些经济学的道理、新的现象。
为什么这么说？在此之前，大家都认为有些经济学原理是天经地义的道理，不需要用数字证明，比如说价格提高了，需求就该下降。工资提高了，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下降。如果政府强制提高工资，企业就应该减少用工。但是最近这30年以来，经济学家们认为不能够想当然，一定要用要从数据出发来验证这些原理。
今年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奖有一半是发给了劳动经济学。所谓的劳动经济学实际上应该有更广义的理解，就是用大量的数据统计，去验证或者发现一系列的社会现象。获奖人之一大卫·卡得（David Card）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另外一个已经去世的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用数据去检验，政府强制企业提高最低工资会不会减少企业用工。
对于这个问题，如果拍脑袋来想，当然会减少。但是他们通过数据实验发现结果并非如此。他们找了相邻的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去做观察。结果发现，最低用工工资提高的新泽西州，用工数量反而提高了。
这个结果在经济学界引发了大量的争论，有人说他数据搞错了。我认为他们是对的，因为现实生活中影响劳动用工的因素太多了。最低用工工资增加，撬动一些本来不想申请工作的人来申请，申请的人增加了。厂家就可以在更多的申请人中，选择一批高质量的人才。
既然可以得到这样好的结果，为什么企业不主动提高工资呢？因为企业也有复杂的决策机制，企业的决策也可能并不是最优的。通过这个案例我想说明，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大卫·卡得（David Card），他的贡献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
另外一名获奖人乔治华·安格斯特（Joshua Angrist）最著名的一个研究是服兵役对一个人一生的影响。这个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学，而且是一个社会学问题。
越战时期，美国强制服兵役，开始用随机抽签的方式来决定谁会去服兵役。这种随机抽签排除掉了一些人工选择因素，比如学历、个人意愿等等。所以最终的结果更有客观性。他发现被抽中当兵的人，10年以后，他的工资比没有抽中当兵的人低15%。这是一个随机试验。
格多·依姆本斯（Guido Imbens）纯粹做计量学方法，他设计了一套统计方法，解决抽签的问题。因为抽签中，可能还会有一系列复杂因素。比如没有被抽中当兵的人，可能最终也选择当兵了。但是，你并不能保证抽签的和不抽签的人完全一样，被抽签抽中去当兵的人里面可能还有很多复杂因素，再如何进一步把这些因素分出来？比如没有被抽中当兵的人，可能中间有一部分人也选择当兵了，怎么对比？这里还有很多复杂因素。哪些因果关系更强？
严格来说，今年的诺贝尔奖，奖励的不是一个具体理论，而是一种方法论。而这个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讲，回归经验主义而非理性主义。社会发展是有理性的，而经验主义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只认数据的验证。总结来说，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是对经济学发展新潮流的肯定，包含两方面，一方面是一切从数据出发的实证方法，另外一方面是计量经济学方法论。
经济学奖更关心经济学自身问题，而非肯定某一学术观点
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不是诺贝尔最开始设立的，而是瑞典中央银行借了诺贝尔的名字设立的，它的全称是纪念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其中科学用的是复数 “sciences”，意思就是说它强调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当然这个初衷本身就是有争议的，因为许多人认为经济学不能完全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因为研究者本人并不是中立的，他也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自身就是有立场的。
但是总体来讲，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还是关心经济学自身的一些问题，并不是以现实的重大的争论为基础的。它主要还是关心经济学，这么多年有什么进展、有什么新的思潮、有什么新的方法。所以今年这个奖是实际上它是对过去30年的整体的潮流的一个肯定，更多的是对自身发展的一个肯定，而并不是对某一个学术观点的肯定。这个奖并不是说最低工资就应该提高，也没说当兵好或不好，他并没有肯定某一个具体的发现，而是对经济学自身发展的反思和回顾。
不管怎么讲，今年的诺贝尔奖强调的是一种方法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是非常忠实于经济学诺贝尔奖的初衷的。
今年经济学奖励“群体画像”
过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可以说一些获奖者是某种经济学领域的开山鼻祖，但是今年不太一样。我认为它选了三个代表性人物，对这三个代表性人物进行了奖励。通过这种奖励来肯定过去30年以来的经济学的一个新潮流。
你如果非要问我，这三个人是最合适的吗？我不敢讲。我甚至觉得可能还能找到另外三个人。我更倾向于认为今年的奖更像是奖励给了一个群体画像，而不是某个开天辟地的重大贡献。
谢丹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什么是他们三位？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副教授、法律与经济研究组负责人
内容来源：新京智库
北京时间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经济学家，大卫·卡德（David Card）、约书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D. Angrist）、吉多·因本斯（Guido W.Imbens），以奖励其在实证研究，尤其是“自然实验方法”的运用以及对“实证因果关系检验”方面的贡献。
卡德、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分别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此前，卡德还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安格里斯特曾任教于哈佛大学；因本斯曾任教于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三人的主要领域都为经验微观经济学（Empirical Microeconomics），研究课题集中于劳动、教育、移民等重大社会问题。
经济学家面对的挑战
现实社会中，国家的教育政策应该如何制定？最低工资水平又要如何调整？这些政策的设计和评估关系着国计民生，需要很强的理论和现实依据作为支撑。
但是，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往往不易在实验室进行随机控制实验，而现实社会中复杂的多重因素又使得这些问题中的因果关系难以识别。这使得对这些政策的研究和设计存在难题。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经济学家们开始尝试使用自然实验的方法来研究这些社会政策问题。
他们首先努力找到一些不由人们本身控制的外部事件，如自然变化或政策改革等。
面对这些外部事件，人们只能被动接受，避免了很多复杂因素的干扰，实际上创造出一个近似于理想的实验环境。
今年三位诺奖得主，卡德、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在该领域的重要贡献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和政策价值。
他们为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和范式，同时其研究成果也对很多国家的政策制定产生了广泛影响。
卡德成功的“自然实验”
作为劳动经济学家，卡德自1990年的一系列研究，创造性地将“自然实验”方法应用于最低工资政策、移民问题、教育投入回报等一系列问题，并颠覆了传统认知。
其原创性研究不仅推动了实证微观经济学的不断发展，也对政策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1992年的《最低工资会减少就业么？》一文中，卡德发现，加利福尼亚州最低工资的提升提高了当地的就业水平。
他与已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鲁格（Alan Krueger）在1994年《最低工资与就业》中，利用新泽西州与宾夕法尼亚州的最低工资政策差异作为“自然实验”。
由于这两州地理位置临近，因此处于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新泽西州于1990-1992年间两次提高了最低工资水平，而宾夕法尼亚州却没有实行这一政策。这无疑在社会中创造了一个天然的实验场所。
通过大量的问卷采访，卡德与克鲁格收集了两州的餐厅在这两年前后关于工资水平、雇佣人数以及产品价格的一系列数据。
在考察这两个州的就业变化情况后，他们发现，尽管新泽西州的就业在最低工资政策实施后确有下降，但这主要是受美国东部地区持续恶化的宏观经济形势所致，而非提高最低工资的影响。
这两篇文章一致的结论，挑战了传统经济学认为最低工资政策会降低社会总体福利的“常识”。
虽然该结论曾受到质疑，但他们的开创性成果为后续相关劳动经济学研究确立了标准。
安格里斯特的实验成果
安格里斯特对实证研究方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研究成果在因果推断和分析中被广泛使用。
截止到诺奖公布时，安格里斯特的文章在谷歌学术上被引用次数高达81363次。
在之前的教育回报的研究中，因果关系的推断和识别总是令人苦恼：比如在探讨教育年限与收入水平的关系时，优良的家庭条件能够支持学生接受更长期的教育，然而，此后的高收入很难确定是由家庭背景造成的还是教育带来的。
在探讨政府与学校的奖学金发放因果关系时，很难准确推断出是由于奖学金起到激励作用，还是只因为学生本身能力强而获得奖学金。
安格里斯特和克鲁格在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中，展示了如何通过自然实验评估受教育年限对提高工资水平的因果效应。
在美国，学生满16岁或17岁时可选择离开学校，而因为同一年出生的学生都需要在同一天入学，所以前半年出生的学生往往比后半年出生的学生可以更早地离开学校。
也就是说，前半年出生的学生受教育年限倾向于更短，并且这种年限差异是可以大致视为随机的。
当比较第一季度和第四季度出生的两组学生时，他们证实，第一组人平均受教育年限的确更短，同时工资水平也更低，从而精确地度量了受教育年限对工资水平的因果影响。这证明了这样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受教育年限增加”可直接提高工资水平。
此外，安格里斯特及其合作者又巧妙运用了美国留学基金委对拉美国家助学金的项目作为“自然实验”，该项目随机抽取学生获得教育券，发现抽中教育券的学生后来发展更好，并且教育券的成本远小于学生可以获得的收益。
在劳动经济学领域，安格里斯特还通过自然实验和工具变量，较好分析了班级规模效应、同伴效应、家庭和劳动供给问题、特许学校实施效果等，解决了很多微观实证中的内生性问题，不仅对劳动经济学做出突出贡献，还进一步启发和带动了经济学中随机对照试验方法（2019年已获诺奖）的巨大发展。
因本斯：终于超过夫人
因本斯则为基于自然实验方法的因果推断作出了奠基性贡献。
因本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与鲁宾（Donald B. Rubin）、安格里斯特等合作完成的一系列代表性论文，首次阐明了将自然实验方法用于因果解释所需的假设，严格证明了在满足特定假设时，自然实验方法可以用来解释经济问题。
这一系列工作为基于自然实验方法的因果推断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如今，因本斯和安格里斯特等一道推动的因果推断方法已成为应用微观实证研究的重要工具，对包括劳动经济学、公共财政、发展经济学、产业组织在内的多个经济学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因本斯还有一则广为人知的学术趣事。
因本斯的夫人苏珊·艾希（Susan Athey）也极为杰出，是历史上第一位获得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克拉克奖的女性经济学家。
圈内经济学家常戏称，艾希一直在学术上碾压夫君因本斯，而他似乎一直是默默追随夫人。
两人先是从美国西海岸搬至东岸哈佛，此后两人又一起回到斯坦福。
笔者在哈佛求学时，曾修习过艾希教授的课程。
这次，因本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声誉终于第一次超过了夫人艾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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