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speech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重塑时间性：Sewell和Ermakoff的新历史社会学

文 / 郑琰

以下是浙江大学郑琰同学梳理Uchicago Sewell Jr、UWisconsin–Madison Ermakoff 对时间性的论述。感谢赐稿。

William H. Sewell Jr. 2005. Logics of History: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rmakoff, Ivan. 2017. Shadow Plays: Theory’s Perennial Challenges. Sociological Theory 35(2):128-137

William H. Sewell Jr.的“事件时间性”

历史社会学的第三波一转梯利所倡导的“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而走向了对于“事件”的分析。Sewell是这一波转型的核心人物之一，《历史的逻辑》（<Logics of History>）一书中集中了他相关的理论讨论和实证分析。该书的核心思想有以下三点：

第一，连接社会学的结构思维和历史学的解析思维，前者缺乏时间性假定而后者缺乏理论化/一般化的努力。作者希望将历史学家基于“事件”的分析对社会生活的时间性的复杂和多角度的认识（如路径依赖、时序排列、或然性、事件化、异质性、复杂性等）引入当时美国主流的历史社会学，将“事件”作为一个理论范畴，推动两个学科的在社会理论层面上的对话。

第二，以“时间性”为切口，把“事件”带回了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范式之中。作者区分了三种时间性：一种是由经典社会理论家所奠基并得以传承的“目的论的时间性”（teleologicaltemporality），代表人物是古典社会学家包括梯利，一种是借鉴于实验自然科学基础上的“实验性时间性”（experimentaltemporality），代表人物是斯考切波，还有就是从基于对“事件”的理论化而形成的“事件性时间性”（eventfultemporality）。“事件性时间性”认为在社会因果性上时间是异质的，且事件的或然性（contingency）对于历史变迁或结构转型具有决定性影响。区别于第一、二波历史社会学，“事件性时间性”成为第三波历史社会学的研究纲领之一。

第三，通过一些可行的实证研究（如法国大革命）来例证“事件性社会学”的优势。

在Swell的分析中，其中一个精彩之处在于对梯利的历史社会学的路径取向变化的分析。Swell认为梯利的历史社会学在“目的论时间性”和“事件性时间性”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梯利早年的作品《旺代省》就极具典型性。书中将法国西部的两个毗邻地区对于革命的态度差异归因于两地社会组织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有何它们城市化的程度和时间相关。梯利的目的论就体现为以城市化程度（从低到高的线性发展）作为将两个地区统一到一个线性的历史进程之中。但梯利的贡献在于他抓住了地方性社会结构的变异对于革命的影响，因而潜藏着事件分析的可能性。然而梯利后期的作品则越来越具有某种目的论的色彩，将历史归因于资本主义和国家集权的永恒动力。

要突破“目的论时间性”和“实验性时间性”的主流范式，重视“事件”并将之理论化是第三波历史社会学给出的思路。在《历史的逻辑》第八章，Sewell以法国大革命期间“攻占巴士底狱”这一历史事件做了一个精彩的事件社会学的分析。

 

Ermakoff的“事件过程论”

在“事件性社会学”的关照下，如何理解“结构”和能动性”，或者说历史的“必然性”和“或然性”（contingency）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最难把握的地方，不论是从理论建构上还是在实证操作上。在Sewell的基础上，Ermakoff（2015）发表在AJS上的文章<TheStructure of Contingency>是一次新的尝试（该文的基本思路看参见作者2008年的专著<RulingOneself Out. A Theory of Collective Abdications>）。

以往的研究对于历史中的“或然性”的处理往往是消极的，将之视为理论模型之外的剩余范畴。而Sewell对于“事件”的理论化仍然过于宏观（如文化图式），他虽然重视或然性（各种因素的辐辏）对结构变迁的影响，形成对于历史的“conjunctural causation”的解释，但是对于事件的具体过程仍然是没有充分打开的，尤其是对于contingency的处理不够理论化。

在<Contingency>一文中，Ermakoff则将“事件”中的contingency同行动者（actor）的能动性（agency）与行动者之间的微观互动（micro-interaction）更直接的联系起来，由此建立起完整的理论模型（如图1）。危机时刻（conjuncture）（包括革命、战争、选举、组织决策等）面对的不确定性使得群体成员彼此之间变得相互依赖并处于一种相互的不确定性之中（mutual uncertainty）。此时，关键行动者的能动性能够对该群体内的各个成员施加特定的影响（specific impact），继而使得原本开放的社会过程（open-ended social process）最终可能导致极其意外的集体结果（如结构转型）。Ermakoff以法国大革命中的1789年“8月4日之夜”来例证这一理论模型，他通过对历史档案和回忆录等材料的分析，还原了当晚国民议会的整个讨论过程，解释了为什么在法国大革命的农民暴动期间，旨在讨论一项恢复农村法律与秩序的法令的会议，在贵族代表成员之间的相互不确定下，关键行动者的立场如何导致在傍晚时分彻底改变了贵族的立场，使会议最后极其意外地废除了法国贵族所有的封建特权的结果。

Ermakoff（2015）抓住了“机会”（chance）和“能动性”（agency）的关系，以微观的心理因素和群体内部互动的情绪传染进一步打开了结构之下的事件过程，并对contingency进行了理论模型的建构，这是对于“事件社会学”的一个新的推进。

图1：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ntingency（Ermakoff,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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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李致宪

一审 | 丰之余

二审 | 李致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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