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解读之《刑赏忠厚之至论》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忻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解读：

人人都知道要赏善而罚恶，然而谁来界定善恶？一是社会约定俗成，二是法律规范，而法律规范是最主要的工具。苏轼说，当周成王、周康王去世后，周穆王即位，即传说与西王母相会的周穆王，当时国势虽已日衰，但穆王仍然让吕侯整理刑法。周穆王本人也是“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孔子对他也有所肯定。很多人认为中国古代是人治社会，实则不然，那是他们对历史了解不够深入，而陷入人云亦云的窠臼。从历史上看，虽然不排除有人治的影响，但更多的时候还是法治和礼治。

苏轼引用《尚书》中的话说，如果对赏赐有疑问，那就应该赏赐，以让更多的人享受恩泽，如果处罚有疑问，则不应该处罚，以提倡慎刑之道。苏轼引用（实为杜撰）了皋陶三杀而尧三赦的故事，以及尧用鲧的故事，借以证明“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提倡“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苏轼的观点，用现代法律术语就是疑罪从无。任何社会，如果一旦打开以疑定罪的潘多拉魔盒，就一定会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西汉张汤以“腹诽”杀颜异，南宋秦桧以“莫须有”杀岳飞，明朝徐有贞以“意欲之”杀于谦，都是以疑而定罪的悲剧。2006年，彭宇扶起摔倒的老人却最终以“疑罪从有”的原则被判承担民事责任，我当时叹息说，这个判决足以让中国的道德倒退二十年。不幸的是，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没有解决“扶不扶”的问题，依然有老人红口白牙诬陷见义勇为者而法律无能为力，因为我们还是没有完全执行“疑罪从无”的原则。如果法律在“扶不扶”上面依然无所作为，那么，见义勇为扶起摔倒的老人就始终让人提心吊胆，随时可能成为定时炸弹。

苏轼认为，赏太过不失为仁，罚太过则易残忍，认为“仁可过，义不可过也”。苏轼的观点也不尽然，须知过犹不及，赏赐太过往往是得小仁而失大仁，毕竟能够用来赏赐的无非有三种，一是财物，二是官职，三是精神嘉奖，而前两者是有限的。如果赏太过，则意味着贡献小而回报多，也意味着别人所得减少，很容易造成富者挥金如土而贫者饥寒交迫。苏轼可能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以在后面进行了补救：“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既然天下之善不胜赏，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说通俗点，就是精神奖励，即通过树立榜样模范，让大家效仿，从而达到民风忠厚的目的。

法律是由人来制定的，执行也需要人来执行。治国的标准就是良法善治，如果仅有良法而无善治，则很容易被人钻法律空子，或者以权压法的情况。因此，苏轼认为，君子治乱，并没有特别的地方，只需要“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意即不以个人喜怒情绪变化而改变刑赏的标准，一切的出发点都立足于“仁”。苏轼说，《春秋》之义，立法要从严，因为严则无人轻犯；责人贵宽，宽则让人心怀感恩，也可以实现民风忠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