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子保护的新出路:摆脱商业鲸吞,重燃公共价值(上)

网络上曾流行过这样一个段子：一个老外说要在一年内吃遍中国，结果五年之后人还在四川……中国的食材种类着实丰富，饮食文化也博大精深。不过如果我们退回到先秦时代，却果真没什么可吃的。因为现如今丰富多样的食材大部分是明清时代才传入的。作物的传播和交流让先秦诗歌中的“播厥百谷”成为现实，孕育丰富生机的粒粒种子，是我们餐桌上丰富可口美食的前提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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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的交换和流动对于全球农耕文明的发展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都贡献巨大。历史上最著名的例子当属哥伦布的大航海活动。1493年当哥伦布从美洲返航时，带回了新大陆的玉米种子，从此开启了新旧大陆间日渐频繁的种子交换。这一事件对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以至于美国历史学家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将其称为“哥伦布大交换”（Columbian Exchange，也称Grand Exchange）。毕竟，在1750年之后的100年间，欧洲人口数量翻倍，如果没有新作物的引入这是不可想象的。

1920年代，前苏联植物学家瓦维洛夫潜心10年在60个国家采集了30多万份植物标本和种子，提出了影响巨大的“作物起源中心说”，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人类培育和驯化的作物品种是何等丰富！

种子在早期人类历史能够实现自由流动和交换的前提，是它被当做人类的“共同遗产”。也就是说，种子改良的成果人人皆可受益。然而这种自由交换的历史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也在发生着剧变。

两位“洛克”：劳动诚可贵，“进步”价更高

新旧大陆间的“哥伦布大交换”泽被后世，却也无意开启了另一项阴暗的交易—奴隶贸易。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制造了历史上最庞大的非自愿移民群体，900多万幸存下来的非洲黑人在长达300多年的时间被送往美洲大陆。英国古典思想家约翰· 洛克（John Locke）1671年成为从事这项生意的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的股东，此时他还正进行智识上的卓绝思考——《人类理解论》和《政府论》在随后几年相继问世。

1920年代，在美国农业部的资助下，另一位“洛克”——美国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来到中国的西南边陲地区，行进在高山深谷之中，采集植物标本和种子带回美国。事实上，在洛克之前，已经有法国人、英国人和奥地利人来到丽江玉龙雪山，调查和采集植物资源。洛克的一本传记中提到，在1928年的不到半年时间，他就带回了几千件植物标本，交给美国农业部。

约瑟夫·洛克在中国西南地区采集种子期间，拍摄了大量当地风景人文照片。这张图片是食通社在国家地理总部档案馆拍摄的。

约瑟夫·洛克来到中国的时间，正是美国公益育种向商业育种转变的时期。以1930年《植物专利法》出台和1935年杂交玉米培育成功为标志，美国种业进入商业化阶段。当时的美国种子公司，大多为家庭经营型和地区性的小型公司，它们从公共育种机构获得品种进行生产和销售，研究技术则得益于公共研究机构的支持。尽管这时的育种研究仍由公共研究机构主导，但育种目标已经转向了提高产量和追求私人投资回报——这也是后来由美国主导的“绿色革命”将提高粮食产量作为一种追求的重要原因之一。此时，约瑟夫·洛克带回的种子，已经掺入了约翰·洛克的思想，后者的“进步”思想经过早期萌发，汇入了当代农业发展思潮，以提高利润为目的的增产成为难以抗拒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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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洛克”分别给人类留下了思想遗产和资源遗产，然而两者的奇妙交汇却产生出始料未及和影响深远的社会后果。自197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有关种子行业的报道和讨论愈发令人感到不安，以至于《华尔街日报》在1984年的一篇报道中第一次使用了“种子战争”的概念。

“种子战争”绝非先知的预言。

1930年代，美国商品化双交玉米种子的价格是粮食价格的10-12倍；1960年代，商品化单交玉米种子的价格是粮食价格的20-25倍。一部分农业化学公司被种子行业的高利润率吸引，这些原本生产化学农药的公司进入种子行业，像饥饿的婴儿般吮吸农业链中的利润。

事实上，1970年代正是新自由主义市场逻辑大行其道之时，在“去管制”和市场自由化浪潮中，美国种业开启内部整合，在资本并购活动中诞生了跨国种子公司。1970-1980年代，伴随着《植物品种保护法》的出台，美国种子行业的并购率从1.98%跃升至69.4%，全球种子市场的价值也不断攀升，从1975年的120亿美元增加至2014年的538亿美元。

种子成了一门大生意，但只是少数几家大公司的大生意。

据国际种业协会（ISF）提供的数据，2014年，全世界最大的3家跨国农化企业的销售额占了种子市场总额的46%；而这少数几家跨国农化企业在农药销售方面也获利丰厚，由此产生的社会成本却直接转嫁给了大众，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5亿小农户。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一项针对100万份种质资源（编者注：由亲代遗传给子代的遗传物质，是培育新品种的物质基础）在1973-2000年间的去向调查表明，73%的种质资源在发展中国家间流转。可见种子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这些国家的小农户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少数几家跨国种子公司通过排它性产权制度安排，剥夺了发展中国家小农户世世代保留和改良种子的权利，强制性地将种子从公共资源变成少数人获利的囊中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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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沾沾自喜于自身对自然的征服，似乎获得一种能够加速社会发展的“超能力”，我们甚至被科学家告知已进入“人类纪”（Anthropocene），一个人类可以深远和永久改变地球气候和环境的全新地质年代，一个“大加速”的时代。

然而进入“人类纪”的人们也需要知道，正如《国家地理》杂志在2011年文章“Our Dwindling Food Variety”中指出，全世界的作物种类自1903年至今减少了97%。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今年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中也提到，虽然在过去30年中国际社会在减少全球饥饿方面取得了进步，但“粮食生产扩大和经济增长往往对自然环境带来沉重的负担……几乎一半的曾经覆盖地球的森林现在已经消失，地下水源正在迅速枯竭，生物多样性已经被严重破坏”。

该图生动地展示了近百年间作物种类的消减情况。图表上半部显示，1903年由商业种子库提供的10类样品作物中，每类都有上百个品种；下半部显示出80年后，这些品种大多数都消失了。图片来源：JOHN TOMANIO/National Geographic Creative

为防止作物品种资源的彻底消失，有志之士们在挪威建立了世界末日种子库（The Svalbard Seed Vault），保存了1亿粒来自世界各地的农作物种子。这个保障人类命运的种子库据称可以抵御来自地震和核武器和破坏，但却在今年遭遇水淹，原因是北极地区气温升高造成的降雨和永久冻土层的融化。尽管种子库本身并没有受到致命的损害，但人类的农业系统面对气候变化的重大挑战——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这个看上去很像科幻片中的建筑就是位于挪威斯瓦尔巴群岛(Svalbard)的斯瓦尔巴德全球种子库。图片来源：Global Crop Diversity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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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新闻提醒我们，世界各地的农民和原住民社区才是种子保护和改良的主要参与主体——尤其是那些不进行单一大规模种植的，非常规农业系统中的农民，是进行种子就地保护（In situ Conservation）的主力军。农民依靠长期积累的传统知识、耕作经验和文化习俗，在实践中培育出了大量的农家品种和地方品种，有效促进了种子和环境的协同进化。这才是就地保护的真义所在。这种方式不仅为农民提供了生计来源，也提高了作物的气候变化适应性，还能满足消费者的营养和口感喜好，应当被视作种子保护摆脱商业帝国扩张竞争宿命的一条新出路。

送到斯瓦尔巴德全球种子库的马铃薯样本是由秘鲁库斯科马铃薯公园提供的，该公园面积超过10,000公顷，由六个印第安社区组建并维护，以保护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和粮食安全。秘鲁是马铃薯种植的发源地，拥有数百种独特的种类。农民担心如果没有适当保护，一些马铃薯品种可能会永远消失。

不久前，复旦大学植物学家钟扬教授名为《种子方舟》的科普视频在社交媒体广为传播，让大众了解到种子保护的重要意义。然而不久后，钟扬教授却因车祸阖然离世，他和他为之献身的事业让我们看到科学家的社会担当。

尽管由科学家们主要负责运行的公共保存系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但现实往往却是，种子作为农民和社区的共有资源，作为社会公共物品，被育种者在科研和开发的过程中，免费获得并申请了知识产权保护，而农民反而要在市场购买才算合法使用。在这样的情况下，种子早已失去最早的公共价值。

如果捍卫种子的公共价值是一项社会性工程而不仅仅是技术性工程，农民就地保护种子的价值理应和科学家一样受到同等重视，而不是被忽视和边缘化。事实上，在中国，已经开始有科学家和社会学家投身种子在地保护，和当地农民们一起，在这个领域开展各种项目和有意义的探索，这项刚刚起步的任务和钟扬教授留下的未竟事业一样，前路依然充满挑战。（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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