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会|燕继荣:疫情呼唤全球公共治理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燕继荣教授

（以下观点整理自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燕继荣教授9月25日在第十届中美公共管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全体大会的主旨演讲）

首先，非常感谢大会的邀请，我对第十届中美公共管理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顺利召开表示祝贺。本届会议的召开实际上也很大程度地反映了后疫情时代的特征——线上、线下开会，国内、国际串联。这确实也给公共管理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我为这次大会提交的话题就是“疫情呼唤全球公共治理”，公共治理应该是公共管理的一个新的议题。

一、公共管理不断升级

从哪里讲起呢？公共管理就是在社会危机和转型中不断发展和升级的。我们回顾一下公共管理走过的历程，公共管理学科的版本在不断地升级。如果说1.0版本时，我们强调公共事务政府管理，政府是主要的角色，政府管制、行政许可是核心要素，接下来的2.0版本则主张公共事务社会自治，紧接着相关研究的核心要素就是政府解制，做好公共服务。再接下来，我认为3.0版本就是公共事务公共管理，强调多元合作、协商共治。今天，新冠肺炎疫情提出了更加迫切的任务，那就是全球治理，要求公共危机全球应对。这个时候我们要基于全球应对，更多地讨论国际合作、协同治理。

在我看来，追求国家发展的目标强化了国家竞争的态势，而现在全球危机的应对为全球合作提供了动力和契机。所以，后疫情时代要构建新的公共管理知识体系，需要在基于国家治理所形成的知识体系上，拓展全球危机公共治理的内容，这要求我们公共管理学者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立场。

二、公共管理学者应该有的立场

当然，在过去我们看到了太多这样的场景：竞争、冲突、孤军奋战以及出于意识形态对立而形成的猜疑、抹黑，但我想说，那绝不是全部，绝不能认为把对方置于死地就是公共生活的真谛。摆在我们面前的教科书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冲突、斗争的管理哲学，一个是合作、包容的管理哲学，我们当然选择后一个版本。冲突还是合作，是我们公共管理学者可以选择的立场。现在，需要基于全球合作的立场，来构建新的管理观念和理论。

两年来，伴随疫情的爆发和蔓延，世界上各种舆论发生争吵。现在进行的是一次“世界大战”，也可以理解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这次战场上的敌人不是我们的同类，而是看不见的病毒。所以，“抗疫世界大战”面临一个“人类何去何从”的新问题。

在这个非常时期，我们面临两个格外重要的抉择。第一，是在公民自由和社会管控间做抉择；第二，是在民族主义孤立和全球团结间做抉择。这两个抉择聚焦一个共同的话题：孤立隔阂和与各自为政，还是妥协、让渡与协同合作。我们是要在不团结的道路上走下去，还是选择一条全球团结的道路？但愿当前的流行病能帮助人类认识到全球不团结带来的严重危害。

三、来自新冠肺炎病毒的警示

新冠肺炎病毒给了我们很大的警示。疫情无边界，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流行的事实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诚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言：“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那么我想，政治学、行政学不应该播撒仇恨、制造隔阂、鼓励分裂、挑动冲突，而是要消弭裂隙，消除矛盾，促进和解，推动合作。

四、后疫情时代需要怎样的治理体系

后疫情时代确实需要新的治理体系。展望世界政治体系的变化和发展，疫情实际上做实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这是一个大概念，需要在共识与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那么，我们应该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要讲利益共同体，还要讲责任共同体。我们过去基于发展的需求，出于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形成了地域性的共同体、经济性的共同体、军事性的共同体以及政治性的共同体等等；现在需要基于全球治理（尤其是治理的需要），从基本问题、基本需求出发，寻求新的共同体构建。

我认为，在疫情防控需求的背景之下，我们要构建几个新的共同体：一个是公共卫生共同体，一个是区域问题治理共同体，还有自然灾难应对共同体。在这些方面，我们中国有一些经验也值得借鉴，比如对口支援、一对一帮扶，这些经验也可以在未来的全球治理中分享给世界。所以我个人觉得，公共危机应对需要有新的体系，我们知道贫穷的国家更需要帮助，需要医疗检测，需要疫苗，需要建立国际应急的反应部队，就像维和部队，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未来应该考虑的。

五、中国新公共管理的选择

我认为疫情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需要我们对竞争与合作做出新的思考，需要提供全球化的、全球治理的新方案。这种新方案要求我们回应两个问题：一个是基于疫情的管控需求，一个是基于疫情的发展需要。希望中国的公共管理学者与世界各国的公共管理学者共同努力，编写应对全球危机、全球治理的新版本的教科书。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