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者解读:“潜艇危机”背后存在复杂逻辑

法国《世界报》网站10月8日发表题为《潜艇危机：“战略、工业和商业逻辑纠缠在一起”——专访巴黎第一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洛朗丝·巴代尔》的文章，作者是安托万·勒韦雄。全文摘编如下：

《世界报》问：澳大利亚放弃“世纪合同”显示了在地缘政治选择中军品贸易的重要性。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在人们称之为经济“首次全球化”后，以及“军备竞赛”后爆发的。

洛朗丝·巴代尔答：是的。“军备竞赛”的表述要追溯到19世纪末期。这个词汇尤其用于描绘英国和德国之间的造舰竞赛。更宽泛地说，它是工业革命和技术进展的成果。当时，欧洲的军备产业集中在国家的工厂以及一个私人企业网络中。所有这些企业的出口政策都是基于经济和产业逻辑而管理的。但是，一些政府对这些企业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从而影响并促进一些销售和利益的获取等。

问：军备竞赛在多大程度上同国家和帝国之间敌对升级相互作用？

答：是什么时候从仅仅“维护”武装力量转向竞争？军队、企业和民选权力之间结成的紧密联盟——艾森豪威尔在1961年提出的“军工复合体”的地位如何？是谁通过国家安全日益增长的需求而获益？

1914年，并不是军备竞赛引发了战争。相互敌对的联盟集团的打造、民族主义的加剧以及1912年到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如今被视为引发世界大战的背景原因。1914年夏季，德国意识到窗口行将再次关闭，因为法国和沙俄通过了让它们取得优势的军事法案。德国将会输掉军备竞赛，要么现在，要么永远没机会。在柏林，人们相信战争将是快速而短暂的。

1930年代中期，军备竞赛再次上演，德国重新武装化。在奥匈帝国废墟上创立的独立新国家已经引发了欧洲各大军备企业之间的政治和贸易竞争。1934年10月起，希特勒实际上启动了重整军备政策。德国和日本从1936年、1937年开始加紧努力，抢占先机。法国的重整军备则要更迟。法国自1935年在资金方面、1938年到1940年在产业方面才开始着手，和其他盟国一样，为初始迟缓付出的代价是非常沉重的，需要等到1943年才能看到力量对比的反转。

问：冷战期间，在维护主权和联盟体系与全球化的市场上的产业竞争之间，军备方面日益增长的复杂技术是否带来洗牌？

答：军备制造事实上和尖端民用产业极有关联度。在国家订单有波动的情况下，它们的出口刺激了研发以及维持国家安全所必需的行业领域的持续活动。

在冷战期间，独立了的第三世界国家寻求获取防务领域的尖端技术，要么是为了保证安全，要么是要给作为地区大国的本国增加威信。从1949年开始的这一段时期，相比前两段军备竞赛时期的特殊性就在于向苏联集团的军品出口是受到监控的。这是由设在巴黎的多边出口统筹委员会实施的。

多个逻辑纠缠在一起：战略逻辑（维护国家利益与尊重联盟相一致）、工业和社会逻辑（支持有关行业领域经济活动及研发）、贸易逻辑（军备出口部分填补了国际收支逆差并为大笔民用合同开辟了道路）。在法国，隶属于国防部的战争物资出口研究部际委员会的内部讨论以及在爱丽舍宫、外交部、经济部，都会清晰体现这三种逻辑之间的紧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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