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政策变化,房企何为?

发布于 2021-10-13 07:45



引言

1977年，被搁置了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这无疑是一股春风吹拂中国大地，无数学子怀揣梦想走进大学校园去追逐无限可能，车轮滚动，人的眼界也跟随扩大。无论是影视剧作品，还是纪录片，都深入刻画到那个年代人们对于知识的渴望，画面闪过，一帧帧定格，知识犹如狂浪袭来，打的人们眼花缭乱，而又欣喜如狂。人们期待着知识改变命运，希望以知识去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推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理想比天高。
四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眼界开阔了，中国经济发展之迅速使得全世界瞩目，中国走向了更加广阔的舞台，我们有能力，有底气去赢得属于自己的话语权。教育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人们知识水平和素质的提高成为中国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的核心动力。
所以在中国经济走向强大、社会更加稳定的过程中，单单的人口总数的提高或还不足，人口素质的提高更加重要，数量与质量两手抓，促进经济的发展更加安全稳健，很多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人口形势带来的焦虑，如人口增长放缓，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都能得到有效解决，同时解决这些问题的成本也足以担负的起，在这其中，房地产行业，房地产企业都有巨大发挥作用的空间，对此也更是责无旁贷。

目录

1

国民教育水平提升，教育年限提高

2

人口增长减速，担忧经济动力不足，房地产发展到顶

3

地产调控、教育整治的目的本质归属都在于人

4

人口素质提高带来生意和需求，房企责无旁贷

5

老龄化形势严峻，是否是未富先老？

6

老龄化问题带来困惑，房企在其中会有何作用？

7

三胎政策放开的成本将由谁来承担？

8

社会的成本、经济的成本都必然需要经济本身来承担

01

国民教育水平提升

教育年限提高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出来之后，人口增长率下滑的趋势依旧符合人们的预期，很多学者也表达了对于人口增速下滑的焦虑，因为人口的增长不仅仅关系到人口本身，更事关经济，社会，所以鼓励生育的顶层政策基调确定，全面放开三胎，并辅之以不同的配套政策，保证三胎政策的有效有序推进。其实我们也可以到，人口总量虽然增长在下行，但是人口质量却有上行的趋势，受教育的人群在增多，教育年限在提高，这无疑是个正向信息，因为教育代表着知识，代表着眼界，代表着格局，代表着潜力，代表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无限可能。
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布了各地区每10万人口中拥有的各类受教育程度人数，全国范围内，每10万人口中大学（大专及以上）人口数为15467人，占所有受教育人口总数的17%，初中文化水平人数是34507人，占比为38%。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等经济发展水平高的省市，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高能级城市，大学（大专及以上）受教育人人群占比基本在30%以上，北京49%，上海36%，深圳31%、广州、天津为29%。也有多省市，大学（大专及以上）受教育人口占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河北、黑龙江、江西、河南、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等。
另外一组数据，也实实在在表明中国的教育水平较之以前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全国人口中，文盲人口（15 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为3775.02万人，较第六次人口普查减少1690.6373人，文盲率由 4.08%下降为 2.67%，下降 1.41个百分点。
2020年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平均教育年限均较第六次人口普查有了显著提高，全国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91年，较2010年提高0.83年，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湖北、广东等均超过了10年，北京、天津、上海都在11年以上，但贵州的毕节、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青海的玉树仍不足7年，也就意味着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的程度也就在初中水平。
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的正向对应关系，这一逻辑并不难理解：
  1.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经济发展实力增强时，对于教育的投入也会相应增多， 基础的教育配套也将更加完善，为教育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条件；
  2. 好的经济基础也能使人们有能力去支付教育成本，减少因经济原因限制的人们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可能对于贫困的感受不深，但事实上确实会有很多地区因为贫困，无法支付起教育成本而无法享受更多的教育，为了缓解家庭负担，不上学，辍学早早走上工作岗位的例子也时常出现，或者一个家庭只能供得起个别子女的教育支出，其他子女则无法去享受同等的教育，这都将造成教育的不足；
  3. 不排除仍有很多地方会存在一种读书无用论，与其读书不如早早去挣钱，所以会有很多因这种主观认知导致的教育不足问题；
  4. 眼界局限者，觉得接受教育也并不能比不读书的人能有更多的收入，不如早早工作，早早结婚生子，人生圆满；
  5. 经济发展水平与人们受教育之间是正向的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人们的知识水平更高，眼界更开阔，对于经济发展的助力越大，反之，越贫困的地区，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越不去接受更好的教育，经济发展水平越难提高。
经济与教育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关系。经济实力强，人口的受教育能力和水平都能有较好的实现和提升，但若经济实力有限，人口的受教育需求可能就难以得到满足。反之，人口受教育水平高，眼界也会更开阔，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正向的，若教育欠缺，人们可能受限于客观因素，无法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多少正向的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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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4篇原创内容


02

人口增长减速，担忧经济动力不足

房地产发展到顶

七普数据公布之后，虽然人口总数仍在14亿以上，但人们对于人口形势的担忧也有增无减。2010-2020年人口平均增长率为0.53%，人们更担心陷入“低生育陷阱”。若真是如此，人口红利将会逐步消失，经济增长的动能或将大打折扣，这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人们的焦虑之心完全可以了解。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国家之一，人口的红利在过去的经济增长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人口意味着更大的生产力，更强大的消费能力。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进入高歌猛进时代，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952年的679亿元增加到3679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1.7%，居全球第11位；1986年突破1万亿元，2000年突破10万亿，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10年突破40万亿，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9.2%；2020年中国GDP总量已然超过100万亿，稳居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人口红利的实现作用密不可分。
再看时代的缩影，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1998年，福利分房结束，商品房市场化改革开始，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在2020年末达到64%，商品房成交总金额已经到了17万亿的高位，这背后的主因是什么？人口红利的巨大助力，因为人口的不断增长和曾经的婴儿潮，巨大城镇化潜力，带来了巨大的住房需求市场，人口要素的变动带动了整个房地产行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成长起来，行业同样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头部的企业体量已经直逼万亿。
所以，当人们看到人口增长放缓的趋势后，焦虑感如影随形，更本质的担忧还在于，若人口增长放缓，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会减弱，一些行业的发展会受到抑制，如房地产行业会进入到衰退的周期中。
规律使然，多数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进入到相对稳定的状态，总量缓步上行。人口增长、经济增长都是同样道理，对于房地产行业亦然，而区别就在于房地产行业的总量是会在一定阶段向下走的，因为房地产行业服务于人，而人的总量会进入缓慢增长的阶段，房地产行业的总量来自于城镇化的空间，伴随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城镇化有尽头，所以行业的总量也有上限，过了高增长的时期一定会下探，这一趋势并可逆，所以从房地产增量的角度出发，这个空间是有限的，而且在不远的未来就会达到峰值，然后再往下走，这一过程可能会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会一步到位。所以，伴随人口增长的减速，经济增长的放缓，房地产行业也必然要脱离大干快上的模式，进入到另一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中。
所以，对于人口增长放缓的形势倒未必需要如此焦虑，就增长来说，经济增长的要素中，也并非只有人口之一要素，资本、科技等等都是促进经济增长助推力，人口总量的红利减弱，人口质量的红利仍能够去实现弥补和替代。对于房地产行业同样如此，再焦虑也于事无补，因为这是不可回避的趋势，行业容量上限约束，即使没有政策约束，也不可能一直有增量的把握，与其扼腕叹息，不如快速反应找出路。

03

地产调控、教育整治的目的

本质归属都在于人

任何行业发展与资源的占用量之间必定都有着正向的变动关系，如果行业的有了较高的发展，那大概率是占用了较多的资源，房地产行业如此，教育行业亦如此。
先说房地产行业，观察房地产行业多年来的发展，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可观快速的发展，从国家的角度，从政府的角度，无疑倾斜了较多的资源，无论是政策的鼓励，还是金融、资本，土地等有形资源的支持，都明显的偏向，所以即使房地产行业的政策即使有收缩和限制，但是都会留有空间，总体上还是偏宽松的基调，而且有明显的短周期特征。所以在这种环境下，房地产行业能够有比较好的发展，这主要还是在于政策的优势。在一系列倾斜政策之下，房地产行业的无疑也加了杠杆，也同样埋下了风险的根源。
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总量已经足够高，外部环境也是复杂严峻，时时刻刻都将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威胁。所以，在经济处于绝对高位的起点上，中国经济内部发展的安全性更重要，倘若内部出现动荡，那么对于整个经济的发展将造成不可估量负面冲击，所以，经济发展的逻辑变了，任何占有高资源，并伴有高风险的领域都要给予严格的管束，从根源上控制风险，约束好资源走向，控制好资源分配，让资源向更公平，更有利于社会稳定、更有利于风险控制的方向转移。政策的本质出发点也绝非为了打压地产而调控，房地产行业在过去的发展中，虽然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在民生方面的成效并不那么显著，房价一直在向上走，虽然速度慢了，但是趋势还是没变，这意味着什么，民生是不足的，房地产是国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既需要能够维持住既定的体量，更需要能够在民生领域做出更多，实现资源与贡献之间的相互匹配。而且高房价对于人们幸福感也有一定的挤压效应，高房价也打消了多数人群对于生育的欲望，这与中国整体的发展态势和诉求是不一致的，所以这种状态的改变是必须要推行的进程。
我们跳出房地产行业本身来看这个问题，实体经济、房地产行业同样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为何两者的资源分配并不匹配，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实体经济、金融与房地产要实现均衡发展，什么是均衡发展？并不是平均主义，而是尽可能公平的将资源分配到各个领域中，各自都能够有充分发展的机会，并能够服务于经济的总量和经济发展的质量，这非常关键。
教育行业同样如此，为何会轮番出台政策对教育进行整治？教育行业的快速发展也对民生目标的实现形成了挤压，各种教培行业的存在，也加重了人们之间的竞争和负担，无形中占用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形成了自身高利润的发展现状，这显然是不够公平的，所以要有规范去进行约束。同样，教培行业的高成本也使得人们对于生育二胎、三胎望而止步，这与政策诉求是相违背的。
无论是实体经济、房地产业，又说是教育、金融，其能够取得什么样的发展取决于资源有多大的匹配度？如果给了你资源，你大概率是能够发展的很好，很顺畅，但是这种背后若是透支了未来，那么资源的分配必定会有所调整，外部威胁既然已经存在，那么内部的风险点就一定要全部清理清楚。任何行业的发展都需要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大局，这是一盘棋，任何行业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在这个经济发展的生态中，各个主体都扮演者自己的角色，角色有差异，但分量无绝对大小，最终的归属都是服务于人本身，经济做大做强是为了人，经济质量提升本质也是为了人，若无人的存在，这一切的归属都毫无意义。
面对政策的调控和监管，行业感觉一定是焦虑的，甚至无所适从，但是这个过程是必然要经历的，这也是过去占有资源，快速发展必然要付出的代价，而之所以感受如此强烈，只是因为对比强烈，前后的反差太大，如果放置于更长的周期来看，这是一个正向的进程，若是能够在巨变中仍能觅得一剂发展良方，那么未来的路会更加易走。

04

人口素质提高带来生意和需求

房企责无旁贷

人们普遍担忧人口增长放缓，需求会受到抑制，特别是房地产行业，房企的担忧更是如此，担忧人口增长放缓之后，住房需求萎缩，没有生意可做，但真正给房地产行业带来利好的在于人口城镇化带来的红利，而不仅仅是人数量这一绝对量，上文我们也提到过，城市的地理范围约束，城镇化的进程总会进入稳定期，即使人口继续增长，房地产行业所能享受到的人口总量的红利总是会有极限的，到了这个时候，一定是需要有新的生意开拓，新的需求衍生。
过去房地产行业的高速发展已然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所有建造起来的房屋都将承载起未来发展的重任，这一在载体之上，我们所能填充的内容是纷繁多样的：
  1. 伴随购房者产生的需求链条，衣、食、住、用、行、娱、教，如果房企能够在这一链条之上搭建出比较完善的架构，全方位满足人们的需求，那么何愁利润不来。而且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升级的需求也不能再停留在基础层面，升级的需求需要升级的服务来予以满足，这样才能平衡。如为迎合三胎政策放开，提高人口增长率，为消费群体解决生、教、养的后顾之忧，在开发产品上附带教育产业导入、托育服务附加；
  2. 老龄人口增加，伴随老龄人口产生的各种需求也能为企业带来突破的可能；
  3. 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人口的户籍变动和居住地域的变动并不能算作真正的城镇化，而真正能够生活水平提高，居民的幸福感提升可能才是真正归属，所以，在城镇化过程中，房企仍有很多的空间去创造新的可能，此刻房企的角色定位就不能再局限在房地产开发商。
  4. 虽然国民整体的受教育水平在提高，但是教育资源的不匹配、不完善、不均衡状态仍然存在的，房企更需在教育资源分配中扮演重要角色，帮助国家一起促进教育公平，让更多人群享受到教育资源，提升全民教育水平，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长远意义，当经济实力更强，更多的资源可供分配，作为房地产企业本身也必然能在大好的形势中收获发展。经济的发展中，任何个体都不是旁观者，房地产行业上下关联了如此众多的产业链条， 更是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责不旁贷。当经济实力足够强大，社会基础足够稳固时，任何行业都有机会获得良性发展的温床。

05

老龄化形势严峻，是否是未富先老？

2020年的数据，全国GDP总量是过了100万亿，人均GDP数据是超了1万美元，以第七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总数计算，人均GDP是71965元，也就是说绝对数上，虽然中国的GDP总量在国际范围内位居第二，且从2010年超越日本后就一直保持在这一位置，虽然2020年经济增长也是全球范围内唯一的正增长经济体，但是经济增长的压力是存在的，而且经济增长减速的趋势也比较明显，同时若看人均GDP，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仍有很大的差距。
从人口的角度上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数据上看，65岁及以上人口占人口的比重已经到了13.5%，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已经到了严峻时刻。各个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同样严峻，江苏、四川、内蒙古、辽宁、河内、山东、湖南、安徽等地区内多市65及以上人口占比在15%以上，江苏省内14个城市人口老龄化比例均超过13.5%，四川省内21座城市及自治州中有18个人口老龄化比例超过13.5%，安徽有14个（城市总数16个）。江苏南通、四川资阳、江苏泰州、四川自贡、内蒙古乌兰察布、四川南充、辽宁抚顺、四川德阳、内江、眉山等多城市比例均在20%以上。
就经济发展的现状和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现状来看，中国是当之无愧的经济大国，但是还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强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老龄化问题也有很大的差异化存在，从整个国家层面来说，老龄化问题确实对经济发展构成了较大挑战，但是拆解到更具体的地区或是城市来分析，可能也不能说是未富先老，但经济强大的诉求是切实存在的。

06

老龄化问题带来困惑

房企在其中会有何作用？

明明白白的老龄数据意味着全国范围都面临着严峻的养老形势，养老问题或会成为多城市的最大困惑之一：
  1. 人均GDP在国际范围内仍缺乏强大竞争力，居民收入水平也未达到理想状态；
  2. 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不能靠社会保障来解决养老问题，养老金缺口存在，多地区养老金缺口较大，现收现支的模式下，养老金在透支，当前的老龄人群在使用当前劳动人口缴纳额养老金，养老金总量与老龄人口的需求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匹配；
  3. 人口增速下滑，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而短期内并无快速提升人口增长率的有效方式；
  4. 养老产业（养老机构、养老设施）发展不完善，或分配失衡，各地区老龄人口所能享受到的养老服务差异明显，一些人群无法享受到有限的养老资源。
老龄化是客观上摆在眼前的问题，我们无可逃避，而且这种老龄化问题是全局性的挑战，怎么去解决？眼下解决的方案有几个方向：

01

从老龄人口出发，延迟退休

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首先，对于随着人们寿命的延长，很多人到了退休年龄之后，仍然有很大的工作能力和潜能，可能还是“正当年”、“老当益壮”，退休之后可能是一种资源的浪费，一来不能再创造业绩，二来还需要国家的资源去赡养。延迟退休或者说渐进式延迟退休在其他国家有很多案例可循，特别是一些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加严峻的国家或地区。日本是个老龄化形势非常严峻的国家，所以很多到退休年龄人群开始再就业，重新进入到劳动人口阵营，这样一方面可以减轻对于国家资源的消耗，又能够为GDP增长，个人收入的增长做出贡献。

02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相较于国际一些发达国家，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实则并不健全，所以国民可能会有一定不安全感存在，因此可能会以更多的储蓄来增加自身安全感，对于一些人群来说，若没有主动的储蓄，可能会有老无所依，老无所养的担忧。所以当任何有可能影响个人收入的政策出现，都能迅速引起人们的警觉，一些政策的推进也常常会要更多阻碍。所以，对于解决养老问题来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环，能够解决人们后顾之忧，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消费，用于除去储蓄之外的其他安排，这样对于内需的提升，经济发展的促进都大有裨益，当前国家也在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如新农合，五保户等等，这些对于养老事业的推进都大有裨益，但未来道路仍然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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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三胎政策放开，通过提高生育来改善

老龄化快速恶化的趋势

无论是二胎政策、还是三胎政策，其实都是政府在有意识的将生育的权利逐步交还给家庭本身，由家庭主体去做自主的选择。通过放开三胎政策放开及相关配套政策的辅助，确保居民能够释放出生育意愿，并付诸行动，倘若三胎政策真能发挥作用，那么对于延缓老龄化趋势具有一定作用。但三胎政策的作用有多大，可能还需要看相关的配套政策的会支持到什么程度，然后再以观后效，如果政策能够有效，那无疑是个积极信号，但作用也更偏长期。

04

大力发展养老产业

其实当前的养老资源或者养老产业总体来说是紧缺的，或者是分配并不均衡的，很多人或限于经济条件，或限于地区因素，无法享受到同等的养老资源，包括医疗、健康等等。一些特定的群体，对于养老资源的需求更甚，如牧民、贫困落后地区的老龄人口，鳏寡孤独者等等，这些人群即使面对享受养老资源的基础，可能也无力支付享受养老资源的成本。在相对比较富裕的地区，居民或有能力支付起享受养老资源的代价，但是养老产业、养老资源是否分配合理，是否能够保证有需求的老龄人口都能够享受到同等的养老服务？所以，无论是上述哪种情况，都需要能够在养老产业发展，养老资源安排上力度更大，实现养老资源与老龄人口的适配性，尽可能保证每一老龄人群都能享有同等的享受养老资源的权利，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但是增加养老资源、提高养老产业的供给，谁能来充当主体？企业、政府，还是社会资本，无论是哪一主体主导，压力都可想而知。政府本身就已经有较大的财政压力，如果政府再来投入较大的租金和资源来进行养老产业的培育，那么是不是又会进一步增加政府的财政压力或者国家的财政压力？政府又是否能够将现有的资源进行再分配，来满足养老这一领域的发展所需？
如果企业来主导养老产业的发展，那么这种成本又是否能够承受？从企业本身出发，企业或许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希望有更大的实际行动去为社会做一些，但是从企业经营角度看，企业要存续，还是要做生意，做能够赚钱的生意，太多的理想主义好像也并适合去经营一家企业。都知道养老产业并不好做，周期长，回报慢，盈利模式不清晰，简而言之，赚钱慢，不容易赚钱，即使企业去做了，也更希望能够从政府端、从金融机构处的资源或资金支持，但对金融机构来说，其资源可能也是有限的，从其本身的经营来看，风险避规的倾向性是比较明确的，更愿意将资金投入到见效更快，回报确定性更高的业务领域，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难解的题，未来不可预见，一切好像都是未知数，所以行动力也会大打折扣？
就房地产行业来说，做养老地产探索的企业并不在少数，但是我们越来越少能够听到这些企业在这一领域有什么大的进展和动作，因为养老地产的难度确实很大，企业很难做的成功，就资金这一挑战就能够将企业打回原形，试问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业务怎么做的下去呢？其实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政府可能也愿意企业能够承担起这一责任，做好养老产业，为社会保障打好基础，这对国家的发展，社会的稳定非常重要。
其实，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或者说主导者，能够把握经济活动的方向，也能够有足够的能力去决定资源的走向和分配，政府、金融机构、企业或可能够搭建良好的合作桥梁，各自发挥自身的优势去共同完成这一目标，对各方都有利。
政府的诉求在于促进经济增长，完善社会保障，其优势在于有资源，有土地，能够整合更多的资源，并主导分配；金融机构的优势在哪？有资金；房企的优势在哪？有项目开发运营的能力，也有持有物业的经营管理能力，其诉求是什么，与金融机构相同，作为企业，盈利都是第一目标。所以若三者都能够达成合作关系，那么对养老产业的发展无疑会有巨大的推动力。可能你会说，这三者之中，好像房企是最弱势的一方，有没有其参与都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实则不然，房企作为房地产的重要参与方，其关联的产业链条丰富，既与金融机构、政府密不可分，又直接连接消费者，其良好的发展具有重大社会意义，拉动消费，带动就业的同时，既服务于经济增长，又肩负起社会稳定的责任。而且，在过去多年的发展中，其对于消费者的研究和了解已经有了一定基础，也拥有可观流量基础，可以充当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很好的桥梁，而且能够在消费者中创造更多的盈利点，通过服务来盈利，增加盈利，而且企业的资源能够有效嫁接到金融端，无论是什么形式的养老产业搭建，三者互利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07

三胎政策放开的成本将由谁来承担？

为了改善人口增长减速的局面，并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三胎政策全年放开，从国家到地方政府，各类型配套政策不断出台。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并指出，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2021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公布。7月21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做好支持三孩政策生育保险工作的通知》（医保办发〔2021〕36号）发布。
在顶层政策导向下，各个城市也是紧随形势，出台三胎政策的支持政策，攀枝花市直接以现金补贴形式支持，对于生育三胎的家庭，在孩子三岁前，每月给予500元补贴，也就是说每个生育三胎的家庭，共计可以获得18000元的总补贴；北京则是假期方面有所延长。
我们且不说各个城市的政策能否对生育产生比较好的作用，作用又是否可持续？但是政策的代价可能是高的。各项政策的主旨都是主旨都在于减轻居民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既然减轻了居民端的成本，成本不会平白无故消失，如果不在居民端，那么肯定会转移到其他主体身上，或政府，或企业，我们就不得不去考虑，政府和企业是否能够很好的去消化这种成本转移的压力，又是否能够有效支付这种成本支出，政府端或许能够从大局观出发，为居民减负而做出努力和牺牲，但是企业是否有这个意愿，即使有意愿，是否又有这种能力？
2021年上半年，各个省市自治区的财政收支数据已经出来，仅有上海出现“财政盈余”，其他30个省市均是收不抵支，地方财政压力较大，如果再去通过现金补贴等方式去支持人们生育，那么压力只会更大。
除了直接的现金补贴，现金支持外，人们也在鼓励延长假期，陪产假延长，女性生育之后在职场上拥有相同的竞争机会等等，这种种的动作实则都在加深企业负担和压力，假期延长，也即在这期间，不仅生育女性的成本高，企业的成本同样也高，企业的核心在于要盈利，在成本端的高付出不是企业乐见的行为。可能你也会说，给予居民、企业税收补贴，税收优惠， 当然是可行的，我们刚刚也说了，成本不会凭空消失，这种减税的代价还是需要政府来承担，对于居民的减税和企业的减税最终都会导致政府收入的减少，所以政府能够支撑起、坚持住才是政策能够有效推进的核心所在。所以出任何政策来支持鼓励居民生育都是可行的，前提是这种鼓励动作的代价能够承担的起。
任何政策的出台都需要考虑其适用的对象，适用的时间，适用的场景，就三胎政策的配套支持政策来说，不同的城市，不同的人群需要的支持政策是不同的。
对于经济条件优越的中产及以上人群来说，生三胎的成本是可控的，生育三胎对于这类人群本身不构成额外的压力，配套政策的支持于他们来说可能影响并不大，如果他们本身不愿意生，即使有政策的支持，可能也不会改变意愿，若主观意愿上有三胎计划，三胎配套政策的出台也会成为锦上添花的存在。
对于处于中间阶层的人群来说，考虑的可能更多，生、养、教的成本及附加的代价都会成为其三胎前止步的因素，而这些可能也并不是给予一月几百块的补贴，或者延长假期可以解决，如果经济上保障不足，上有老下有小，既要赡养老人，解决老龄人群的养老问题，又要承担起新生孩童的养、教等各种成本支出，双重压力下，无论如何也不太可能会做出生三胎的决定。直接生三胎奖励高额资金，或者送房之类的政策看似一劳永逸，但是当前的可操作性并不大，且不说这种举措是否会使人们滋生投机心理，即使人们的思想意识不会走向偏颇，那么这种成本是否是能够承担的？谁来承担？靠国家、靠政府？靠房企？对于任何主体来说，压力都不容小觑。虽然经济总量已经处在高位上，但是人均GDP的竞争力并不强，
如此大举动的支持负担甚重。地方政府都无需多言，地方政府承担着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责任，为此，同样是高举高打，财政压力不可谓不大，所以政府才会有较严重的土地财政依赖，所以如果这些成本如果都转嫁到政府端，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房企是否能够承受着这种成本的转移？对于房企来说，存货，房屋是其最大的资产，但是房企又有何动力来做出支持行为呢？现在房企赚钱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容易，利润不断被摊薄的局面迫使着企业去尽可能的做成本压缩，是不是还需要与政府之间进行资源互换才能双赢，政府给予房企一定的资源倾斜，而房企去帮着解决政府难点，急政府所需。
对于农村或者一些经济实力并没有那么强的人群来说，可能有两种情况，其一如中间阶层，其二就是愿意生三胎，其主观意识与其他群有一定差异，多生育的抉择根本目的在于养儿防老，或者生育男孩，将希望寄托于未来一辈，对于长远的人口质量提升可能并没有全盘考虑，所以最后的结果可能并不如人意，老龄人群的养老问题并不一定能够很好的解决，收入水平没有提高，生活质量并未改善，生育过后得基本教育没有实现，陷入“放羊—再生育—再放羊”的负向循环中，对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并没有太大的作用，反而可能会削弱经济增长的动能，短期来看，可能由于人口基数的提高，人口老龄化的数据好像更了，但是一定阶段后，问题就会慢慢显现出来，届时经济增长的压力，老龄化问题的压力只会更甚，这就好比前期加大杠杆去增长，增长的同时，杠杆积累，风险也在积累，若没有很好的去除杠杆的方式，一定阶段后，风险一定会爆发。
所以，无论是对于中间阶层，还是再下面的阶层，难点并不仅仅在于解决生育三胎的制约因素，也更要考虑到老龄化问题得到同步解决，三胎政策起效能够缓解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老龄化问题的有效解决也能够促进三胎政策放开效果的实现，两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依存，不能割裂看待。

08

社会的成本、经济的成本

都必然需要经济本身来承担

无论是老龄化问题的解决，还是三胎政策的放开，其实都不是能够割裂的来看，我们焦虑养老挑战严峻，担忧三胎政策能否有效，效果是否可持续，本质上的担忧根源都在于中国的经济体量够大，但是还并不够强，所以人们所能享受到资源需要付出的代价是高的，这种代价居民本身无法承担，国家、政府或是企业来承担都有压力存在。而且，中国经济发展的背后也带着对于杠杆的使用，政府在举债发展，企业也在举债发展。靠印钱来问题吗？绝不是好的选择。
所以，任何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最终可能都需要由经济本身来解决，既然很多问题是由于经济实力不够强大，那么最好的方式也莫过于增强经济发展的实力，不仅仅是做大经济体量，更需要提高其发展的质量，经济能够有比较完善、坚实的发展基础，社会的秩序是稳定的，就如每个个人群体一样，绝非一味的向前冲，而不顾及后院是否稳定。
人口增长放缓，老龄化问题严峻，绝非单单提高人口生育率，提高人口增长率可以解决，在想方设法减轻居民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提高人口生育的同时，更需要提高经济发展本身的质量，只有这样才能够为提高生育，承担成本提供足够的基础，否则经济实力不够强大，经济基础不够夯实时，很多巨大的举措并没有办法付出实践，所以资源需要进行再次的分配，让有限的资源自由流动起来，在更适宜的位置上服务于人群。
即使人口增长率能够有所提高，单单的人口数量的上升对于解决现存的问题意义也并不大，数量上的问题改善更可能带有欺骗性，在提高人口总量的同时，也需要提高人口增长的质量，若非如此，一定阶段后，整个经济的压力，社会的压力都会加剧。若经济的发展无法迎合人口增长的趋势，那么人口的增长只能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和负担，这可能也是曾经计划生育政策出台的原因所在。人口总量的提升与人口质量的改善需要同步推进，在努力提高人口增长的同时，需要更大力度提高人口素质，提高人口的教育水平，开阔人们视野，若两者之间节奏错位，那么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可能会受限于国民眼界的不开阔。客观上来说， 即使人口生育的政策能够人口的增长发挥作用，中国的人口增长也不可能再现婴儿潮时期的盛况，所以单单寄希望于靠人口数量去解决问题会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人口质量的提升更重要，更迫切，只有这样经济发展的动力才能持续不竭。人才强国，教育强国的核心思考可能也在于此，在这一进程中，房地产行业、房企都有很大空间发挥余热。

来源：亿翰智库（ID：ehresearch），本文已获授权，对原作者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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