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恒:当前宏观经济面临四大风险,财政政策应尽快发力

发布于 2022-05-20 07:57


罗志恒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罗志恒在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2022年5月)(总第55期)上的发言

本文字数:2781字


一、宏观经济存在四大风险


当前宏观上有四大风险。二季度和4月份是谷底,预计二季度GDP增速在3%左右,三四季度应该能够回到5%左右,由于疫情和国际局势超预期,全年经济实现年初预定的目标有一定难度。但是从中长期看,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仍要坚定信心,既要看到严峻性,也要看到希望。


第一,疫情冲击加剧了三重压力。这次疫情冲击和反弹跟之前的不同,在于它威胁到了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威胁到整个经济的循环。这次上海疫情反弹不仅仅影响到上海,而且因其产业链的核心位置影响到了长三角。更重要的是上海疫情的防控对策和防控方式的示范效应,让全国其他地区甚至出现了“一例封城”的现象,这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和冲击是比较大的,这是疫情冲击风险。


第二,当前仍未走出房地产投资和销售下行的恶性循环,房地产不稳的话经济难以稳住。过往大家认为发展房地产和基建就是发展旧经济,我们要发展高科技、发展新基建,要通过消费拉动经济,但是短期从稳住预期、稳住经济增长的角度而言,仍然要靠基建和地产。消费是一个慢变量,它要考虑到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消费能力就是收入,现在我国的调查失业率6.1%,青年失业率18.2%,这样的情况下又经历了几个月消耗过往的存款,同时面临未来预期高度不确定性。所以,消费很难从短期内改变,长期要靠改革。短期要稳住经济还是要靠房地产和基建。但问题在于房地产至今没有走出恶性循环,部分房地产企业出现了风险,居民基于这种风险的考虑处于暂缓买房,或者暂时不愿意买房的状态,这就导致房地产销售不好,紧接着房地产现金流不好,房地产的投资又不好,进而影响到银行对它的放贷等等,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同时房地产销售和房企现金流不好以后,又间接影响到土地财政的问题,影响到基建。在严控隐性债务背景之下,专项债发力很难抵销过去其他资金对基建的支撑,现在房地产的风险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影响到实际可支配的财力,进而引发基建可能会不及大家预期的水平。


第三,俄罗斯和乌克兰局势引发的输入型通货膨胀。目前随着保供稳价举措,PPI有所回落,但到下半年到底会怎么样恐怕还是需要打一个问号。中国或者全球已经进入到一个高通胀的时代。我们进入到逆全球化的状态,经济循环从效率模式转到安全模式,各国都更注重安全发展,注重在产业链上摆脱对其他政治经济实体的依赖。这就打破了比较优势的分工,经济运行的成本是要上升的。全球清洁能源转型引发成本的抬升,再加上全球老龄化的加剧,从下半年和中长期来看,高通胀可能是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当前,宏观上面临这四大风险,当然随着整个疫情形势的缓解,随着财政货币政策发力的状况,下半年经济可能逐步有一个较好的回升。



当前出现了微观主体避险化的趋势,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疫情影响了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看法,居民不愿意、不敢消费,边际消费倾向特别低。第二,企业部门,制造业PMI中的经营预期指数都在往下走,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各方面处在比较低的水平。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与过往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地方政府对于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在逐步消退。在过往是单一GDP考核,最近这些年越来越强调多元目标考核,不仅要经济增长,还要环境保护,还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现在又加了疫情防控。在多元目标的考核之下,以及中国纵向地看对上级政府负责的情况下,意味着地方政府面临着一票否决的风险要素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住正常的晋升和位置,理性选择就是实行一刀切的政策,就是一切行动找依据,行动更加僵化,因地制宜不够。地方政府看似免责了,看似风险消失了,实际上导致了宏观上更大的风险,风险从地方政府上移到了中央政府,倒逼中央政府出台新的举措。中央三令五申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但统筹过程中收益是社会的,但是当地如果出现一例病例,风险就是官员个人承担,权责不对等、收益风险不匹配。所以,如何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重塑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怎样建设尽职免责的制度,对于接下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好、疫情防控也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过程中,是尤为重要的事情。


三、财政政策应尽快发力,支出政策优于收入政策,尽快发行2万亿特别国债


一是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每个人都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要,只要恢复生产生活的正常秩序,供给就能恢复,需求就能得到释放。


二是此时财政政策要优于货币政策尽快发力,支出政策要优于收入政策。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更多地要依赖财政政策,一方面发挥它总量的作用,另一方面发挥结构性调节的作用。在收入和支出政策这块,支出政策比收入政策更为有效,也更为急迫一些。减税降费要生效的前提条件是有经济活动,是有流量、有盈利,这样减流转税、减所得税才能起到真正的效果。但是现在可以看到部分地区的疫情防控采取了一些过激的政策,导致整个经济活动、经济流量、企业盈利的效果都比较差,这时候采取减税降费的实际感受没有那么强烈。反而采取一些支出政策,比如给予一些补贴,免除房租、给予利息贴息,或者给予工人最低工资补贴和支持,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具体而言,我认为应该尽快发行特别国债。因为现在疫情对整个经济的冲击,进而对财政的冲击,收入锐减,支出增加,这都是超预期的。这是在三月份全国人大审议预算报告时没有考虑到的情况,非常时期、超预期时期,自然要有非常之举。我们大概测算了一下,起码要有2万亿的规模专项用于三大任务。一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对冲总需求不足的状况;二是发给特定的中低收入人群现金。这里我们讲的是特定中低收入人群,而不是全民,事实上我国财政承受不了给全民发钱的压力。另外给全民发钱也起不到把有限的财力花在刀刃上。给特定群体发的是现金,而不是消费券,我们发钱的主要目标不是定位刺激和拉动消费,而在于提高特困人群的抗风险能力,降低焦虑感,以稳定社会和人心的预期。三是现在地方政府压力也非常大,尤其是一些基层地方政府,以前土地出让收入中有一半用于土地平整和拆迁补偿等,基本上剩余一半可自由支配。现在房地产不景气,导致房地产相关税收和土地出让收入这块都在往下走,再加上现在常态化核酸检测支出对地方政府来说也是巨大的压力。如果地方政府连自己的日子都过不下去,谈何给老百姓和市场主体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以及落实减税降费的举措。所以第三个用途是中央对它进行相应的转移支付,以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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