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案中特定关系人仅协助收受财物行为怎样认定?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结合案例分析如下。

一般而言，受贿犯罪由“谋利”和“收受财物”两个方面构成，如果特定关系人帮助请托人转达了请托事项，收受了请托人给予的财物，并告知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则国家工作人员和特定关系人构成共同受贿。但实践中经常遇到的情况是，特定关系人没有转达具体的请托事项，甚至不知道具体谋利事项，仅仅实施了收受财物的行为，这种情况该如何认定？

一、对所收财物性质的明确认识和存在“通谋”是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共同受贿的两个必备条件

2007年“两高”出台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七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根据刑法规定及原理，只有犯罪主体在主观上有相同的犯罪故意和意思联络，在客观上实施了共同犯罪行为，才能成立共同犯罪。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在特定关系人没有转达请托事项，而仅仅实施了收受财物行为的情形下，如果要认定为共同受贿，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第一，在主观上，特定关系人必须认识到所收财物的性质，清楚该财物系权钱交易的对价，进而证明其在认识方面，对实施受贿行为是明知的；第二，在客观上，特定关系人必须存在与国家工作人员“沟通谋划”实施收受财物的行为，进而证明其在受贿的意志方面，是积极参与的。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就符合共同受贿犯罪的构成特征。而对于主观上认识到财物性质，但客观上没有实施“通谋”行为的特定关系人，一般不宜认定为共犯。

《意见》的起草者之一刘为波也持这种观点：“所谓通谋，是指共同谋划，之所以在这里规定较一般共同犯罪更为严格的主观条件，主要是考虑到受贿行为具有一定的复合性，也就是说，受贿行为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为他人谋利；二是收受他人财物，如第三人未参与为请托人谋利行为，或者对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利不知情，仅仅是奉命收受财物的，因不具有在为他人谋利方面的意思联络，故不宜将第三人作为共犯处理。”特别要注意的是，在实践中证明“通谋”的证据，不能仅仅是特定关系人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内心认识，而必须是双方真实存在的交流互动，把“通谋”以某种客观的形式展现出来。这种形式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

具体到上述案例，对于王某向李某打招呼免除200万元债务一事，章某某清楚李某同意免债的真实原因，这从王某与章某某的日常交流以及一般常识中即能判断。但在案例中，没有能够证明章某某与王某共同沟通谋划、要求李某免除债务的客观证据，即二人没有“通谋”，因此，章某某没有参与王某受贿行为的意志因素，根据现有规定，二人不构成共同受贿犯罪。

二、特定关系人的主观认识程度及“通谋”行为的认定标准

实践中，特定关系人对收受财物性质的认识，达到何种程度，即可认定为明知？是否必须明确知晓该笔财物背后的谋利事项？此外，何种沟通可以认定为“通谋”？下面笔者举另外一个案例具体分析。

某市副市长甲曾经对妻子乙说，在生意上为商人丙提供过很多帮助，但甲并未告知乙其帮助丙的详细谋利事项，或只是在日常聊天中，零星、模糊地提到过。某天出门前，甲对乙说，丙要来家里看望你，带了个礼物，你收下，乙默认。后丙送来价值50万元的金条，乙收下后告知甲。

此案例中，乙能否构成受贿罪共犯？笔者认为构成。其中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乙是否必须清楚甲为丙所做的具体谋利事项。权钱交易与商品交易不同，没有明确价码，不是完全一一对应，也很少是当场当时完成，因此，即便是国家工作人员，对收受财物的认识也可以是概括故意，即只要知道是权钱交易的产物，而不必清晰地了解每笔贿赂背后对应的某项具体谋利事件。第二个问题是，甲乙二人的简单沟通，能否构成“通谋”。判断“通谋”的关键在于双方是否存在沟通过程，该过程可能是二人的相互交流，也可能是一方说话，另外一方默认同意，只要实际达到了意思联络的目的即可，而不必拘泥于形式。上述案例中，甲明确让乙收受该礼物，乙默认，已经构成了“共同谋划”。综上，乙应当认定为受贿罪的共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