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致井上馨函回译及解读 ——读日本井上馨文书

        文 / 杨天石

        日本国会图书馆所藏井上馨文书中有黄兴函两通。其一中、日两种文本俱全，日本彭泽周教授等已作过介绍；而另一通则由于仅存日文译本，至今无人述及。推想起来，可能由于该译文系日本文言文中的候文，艰深难解，又以草体书写，笔迹潦乱，再加上年深日久，纸墨洇染，辨识困难之故。

（黄兴）

        我在1985年访问东京时即读到了这封信，当时茫然不知所云。十年过去了，重展该函复印件，反复揣摩，渐有所得，又承日本友人狭间直树、江田宪治、石川祯浩诸君及吕永清诸先生热情相助，勘辨疑难，得以豁然贯通，因作回译、解读如次。

译文原件影印

        译文原件共四页，所用为东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的信笺。据此可知，信件当先由黄兴交给该社，后由该社译为候文，然后转交井上馨，原文则留在该社，或在转交井上之后失落了。译文原件影印如下：

日文移写

        为了研究方便，并便于读者审核，先将译文原件移写为日文通行印刷体。鉴于原件以日文片假名书写，但少数地方似也用平假名。为保持原状，姑仍之。其中个别不易确定之处，加（？）表示。

        书写格式一依原件，但根据笔者的理解，略加标点。

井上侯爵閣下恭シク申上候。敝軍、事ヲ起シ候以來、常ニ貴國國士諸君ノ御同情ト御援助ヲ蒙リ居リ、深ク感銘在罷候。

目下、敝國東南一帶ノ大勢既ニ確定仕リ、人心モ悉ケ漢族ノ文物ヲ典儀すと（？）想起シ、十四省（直隸、山東、陕西、河南ヲ除ケル他ノ十四省ヲ意味ス）ノ都市ニハ、革命軍ノ新國旗揚リ、人民皆歡喜ヲテ、再ビ漢族ノ政治ヲ見ル事ヲ幸福ト致居候、而シテ民軍ハ至ル處ニ歡迎ヲ受ケ、衣食住ノ供給ヲ得テ、人民ト兵士等トノ交情極メテ親密ニシテ、其ノ状態ヲ賭〔睹〕、其ノ此ニ至レル心情ヲ忖度シテ、小生ハ私ニ流涕禁ジ難キ次第ニ候。

抑モ清政府ハ不ニシテ、到處ニ焚戮ヲ肆ニシ、諸民ノ恨骨ニ徹シ、我軍ノ到來ヲ希望スル事雲霓を望ムガ如キモノアリ、直隸、山東等ノ省人ノ請願書ヲ見ルニ何レモ民軍ノ早ク北伐セザルヲ恨事ト致居候、然シ小生共ハ清袁（？）ガ或ハ其非ヲ悔悟致ス事モアンカト存ジ、暫ク和議ノ相談ニ耳ヲ傾ケテ、休戰ニ應ズル事一ケ月ニ及ビ居リシガ、最早近日中ニ斷然新政府ヲ組織シテ、正式ニ列國ニ此儀通知致ス心組ニ有之候。要スルニ和議ハ到底成立ノ見込無之、戰ヲ以テ事ヲ解决スルノ已ムヲ得ザルニ立チ至ルベク、既ニ各軍ヲシテ一切ノ戰斗準備ヲ為サシメ申侯右様ノ次第ニ有之、愈新政府成立ノ日ニハ一重ニ閣下ノ御同情ト御賢察ニ礎ケル御贊助ヲ得度奉懇致候、幸ニ閣下ノ御援助ニ據リテ能ク新政府成立ノ志ヲ完成致スヲ得バ、我上下國民、凡テ閣下ノ御高恩ヲ拜シテ喜躍此ノ事ト相感可申候。

猶ホ敝政府ハ貴國三井森恪君ニ資金ノ調達ヲ依賴致居候間、何卒此/點モ御助聲ヲ賜リ度奉祈上候。

右御覽迄敬ンデ如此候。頓首。

弟  黄兴（判）

译  文

井上侯爵阁下：

        敬启者。蔽军起事以来，常蒙贵国国士诸君之同情与援助，深为感铭。

        目下敝国东南一带大势既定，人心悉思以汉族之文物为仪型（？），十四省（意为直隶、山东、陕西、河南以外之十四省）之城市飘扬革命军之新国旗，人民皆欢喜，以再见汉族之政治为幸福，且民军到处受欢迎，得到衣食住之供给，人民与兵士之交情极为亲密。睹其状态，忖度其心情，小生暗自涕泪难禁。

        且清政府不仁，到处肆行焚戮，诸民恨之彻骨，望我军之到来如望云霓。直隶、山东等省人之请愿书均以民军未能早日北伐为恨事。然小生等以为清袁（？）或可悔悟其非，暂时倾听和议之磋商，答应休战达一月之久，已于近日内断然组织新政府，计议通告列国。要之，和议最终不能成立，则不得不以战争解决。现已命各军作一切之战斗准备。值此新政府终于成立之际，深切恳请阁下于同情与明察之基础上予以赞助。倘幸因阁下之援助而得以完成新政府成立之志，则凡我上下国民皆拜领阁下之大恩，定当喜跃感激矣！

        此外，敝政府委托贵国三井之森恪君筹措瓷金一事，务祈赐以助声。

        以上敬请大览。

        弟

        黄兴（印）

分  析

        本函未署年月，函云：“暂时倾听和议之磋商，答应休战达一月之久，已于近日内断然组织新政府，计议通告列国。”据此，知此函为1912年1月上旬之作，时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不久。

        收信人井上馨，系日本政界元老，三井财阀的总代表与总后台。历任外相、农商务大臣、代理首相、大藏大臣等要职。自1898年起以元老身份参与国政。1906年晋升侯爵，先后受命辅佐第二届（1908）和第三届（1912）桂内阁。

（井上馨，日文いのうえ かおる）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被迫起用袁世凯。袁世凯最初借故拖延，抬高出山价格；继而看准时机，迅速派冯国璋等率军南下，以武力镇压革命党人，同时大肆烧杀，借以立威。自11月30日起，清军连续放火焚烧汉口，延烧三天三夜。据清资政院总裁李家驹奏折称：“汉口附近一带地方，官军恣意残杀，惨及妇孺，焚烧街市，绵亘十余里，奸淫掳掠，无所不至。人心愤激，达于极点。”本函称：“且清政府不仁，到处肆行焚戮，诸民恨之彻骨。”当指此类情事。

        中国历代统治者在镇压人民起义时，历来是剿抚兼用，恩威并施。老于计谋的袁世凯自然深谙此道。他一面武力施威，在攻下汉口后又于11月27日攻下汉阳，动摇革命党人的信心，一面则进行和平试探。自10月下旬起，他连续致函黎元洪等，提出“务宜设法和平了结”。

        革命党人分析了袁世凯和满族亲贵之间的矛盾，企图动员袁世凯起义，共同推翻清朝政府。11月9日，黄兴致函袁世凯，剖陈形势，历述满洲贵族集团对他的排挤与猜忌，劝袁早自为计。函称：“兴思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12月9日，黄兴在复汪精卫电中表示：“项城雄才英略，素负全国众望，能顾全大局，与民军为一致之行动，令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此全国人人所仰望。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举项城无疑。”但是，黄兴强调：“惟项城举事宜速，且须令中国为完全民国，不得令孤儿寡妇尚拥虚位。”宋教仁赞同黄兴的策略。11月11日，袁世肌派代表到武昌谈判时，宋教仁提出，如袁世凯“转戈北征，驱逐建虏”，“我辈当敬之、爱之、将来自可被举为大总统”。显然，这是革命党领导人的普遍主张。

        汉阳为清军冯国璋部攻陷后，黎元洪于12月1日逃出武昌。次日，南北双方在武汉达成停战协议，决定自3日起停战三日。6日，决定延期三日。9日，展期十五日。自此，武汉方面即不再有战事。12月18日，南方代表伍廷芳与北方代表唐绍仪在上海英租界议政厅首次会议，开始议和谈判。20日，黄兴委托江浙联军参谋长顾忠琛与段祺瑞的密使廖宇春密商和议条款。其主要内容为：确定共和政体；优待清皇室；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等。

        袁世凯的新军是当时清王朝最强的一支武装力量。利用袁世凯和清王朝之间的矛盾，动员他倒戈一击，加速清王朝的灭亡，不失为一项快速可行的克敌制胜的策略。但是，袁世凯是权欲熏心的阴谋家和野心家，应许他以“大统领”的地位，保证南北人民都将“拱手听命”又是极为危险的。对此，革命党人未必不了解，但是，由于革命党人是弱小者，缺乏强大的实力为后盾，没有和袁世凯讨价的足够本钱，因此、只能寄希望于廉价的胜利和侥幸的胜利。

        黄兴一方面企图通过谈判，以和平的手段迅速达到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政体的目的，同时，也没有放松战争准备。12月1日、黄兴一到上海，就对《民立报》记者明确表示：“此行目的，在速定北伐计划，并谋政治之统一。”次日，他与章太炎，宋教仁联名致电林述庆，要求他进驻临淮关，准备进攻开封。两天后，黄兴被各省驻沪代表公举为大元帅，但他辞不肯就，表示愿领兵北伐。他一面致电广东都督胡汉民，要求增调援军，会同北伐；一面与林述庆、柏文蔚商议，准备向黄河以南进攻，并派炸弹队北上，扰乱敌人后方，相机夺取山东与河南两省。12月29日，他在同盟会本部欢迎孙中山大会上发表演说称：“据目下和议情形观之，满洲命运已将告终，然战备不可少忽，以备进攻。”1月3日，黄兴就任陆军总长后，立即制订北伐计划：1.以湘鄂部队为第一军，由京汉路前进，在宁部队为第二军，由津浦路前进，二者会合于开封、郑州之间；2.以淮扬部队为第三军，烟台部队为第四军，会合于济南与秦皇岛；3.以关外之兵为第五军，山西、陕西之兵为第六军，向北京前进；4.第一、二、三、四军达到第一目标后，与第五、第六军会合，“共扑清廷”。本函称：“要之，和议最终不能成立，则不得不以战争解决。现已命各军作一切之战斗准备。”反映的正是这一情况。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尽快争取各国承认，一是迅速与国外财团达成借款协议，取得为维持政府运作和北伐所必需的经费。黄兴写信给井上馨，目的就在于利用井上在日本政界和财界的地位，解决上述问题。信中提到的森恪，早年在中国上海、长沙等地工作，与中国南方人，特别是革命党人陈其美、张静江，上海商界领袖王一亭等素有来往。武昌起义爆发时，他正在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纽约支店工作。三井财阀考虑到，中国革命党人大多出生于南方，一旦组织共和政体，三井必将与南方人打交道。因此，特别将森恪调回东京本店任勤务。此后，森恪即频繁地来往于东京、上海、南京等地，充当日本财阀与中国革命党人之间的联系人。

（森恪，日文もり かく）

        革命党人素无财源，完全缺乏对于胜利突然到来时所必需的财政准备。武昌起义后，各省革命党人普遍感到经费窘迫，不得不以各种方式进行筹措。其中重要的方式就是借外债。1911年12月12日，黄兴与宋教仁、陈其美联名致电日人内田良平：“请您以黄兴、宋教仁、陈其美、伍廷芳、李平书等人名义，草签一项从三井洋行借款30万元、年利七分的临时合同，并委您接受现款。”此项借款，由张謇担保，并经森恪活动，于1912年1月24日达成协议。此外，孙中山、黄兴还曾计划以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等形式向日本借款，都必须利用森恪的力量。本函称：“蔽政府委托贵国三井之森恪君筹措资金一事，务祈赐以助声。”目的在希望井上对森恪予以支持。

        此函发出后，1月19日，黄兴再发一函，分头递送井上馨与另一元老山县有朋，希望他们“以鼎力扶助民国，早邀各国之承认”。然而，井上等并没有给予黄兴以急需的帮助。日本政府不肯承认南京临时政府，日本财阀也不肯提供大笔资金。结果，孙中山、黄兴不得不接受袁世凯的和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