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自己可以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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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走向可持续发展进程中，事物自己存在、运动、变化、发展的合理性日渐丧失。多元一体世界，联合共生格局，为事物的互动生成与循环运动提供了广阔空间。相比较而言，“事物自己的运动”价值意义锐减，事物在共同体中存在、运动、变化、发展成为常态。

作者简介：李现平，男，1965年生，河北沙河市人，知名军事教育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循环哲学创始人。师从中国教育学界泰斗顾明远先生、中国现代军事教育学科开创者朱如珂教授。从军33载，曾任国防大学副研究员、清华x-lab教育研究专家，现为北京日月丽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特聘作家。

麻省理工学院系统动力学专家斯特曼教授认为，我们与全人类共处于同一个巨大的复杂系统中，我们与大自然共处于同一个巨大的复杂系统中，“你不可能单独地做一件事情”。

这句话，道出了当今世界多元一体、互动生成、复杂相变、循环运动的鲜明特征。斯特曼教授总结认为，系统是动态的、紧密耦合的、受反馈支配的、非线性的、自组织的、自适应的、进化的、效应延迟和反直觉的。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单独地做一件事情，而不涉及其它任何事情，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在这个世界上，单一事物或者说事物自己的存在、运动、变化、发展是可能的吗？既然我们不可能单独地做一件事情，那么一事物自己的存在、运动、变化、发展，这是不是在“单独地做一件事情”呢？

大家知道，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认为，“发展是事物自己的运动”。这一哲学命题，诞生在牛顿力学占统治地位的19世纪中后期。那个时代，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还没有诞生，四维时空与时空伸缩的观念还没有提出来。空间被理解为刚性的、各处相同的、空旷不变的舞台，容纳物质在其中演绎存在、运动、变化、发展。时间被理解为均匀流逝的长河，一视同仁地容纳物质的存在、运动、变化、发展。同时，空间与时间没有内在一致性，空间时间与物质没有内在一致性。

而且，许多旧的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者，认为事物存在、运动、变化、发展的动因，不是源自于事物的内部或事物自身，而是来自于事物之外的某种神秘力量，比如上帝、天命、鬼神等超人类甚至超自然意志。比如，牛顿这样的伟大物理学家，据说到了晚年也不得不从上帝那里寻找世界运动的“第一推动力”。因为他在事物内部，找不到变化发展的依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将发展理解为“事物自己的运动”，将发展的根本动力归因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并且破天荒地提出“普遍联系的观点”，将事物的存在、运动、变化、发展与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看待。可想而知，这一思想在当时有多么超前、多么惊世骇俗、多么充满进步性和革命性！

正是在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观的指导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可能进一步开创阶级矛盾和阶段斗争学说、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学说、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武装斗争学说等等一系列划时代的社会革命理论。这才有了后来的俄国十月革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这才有了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情地说道：“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发展是事物自己的运动”这一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观，在当代中国和世界，面临着如何进一步发展的巨大考验。今天的我们，如何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所做的那样，站在时代和历史发展的高度，提出和破解我们这个时代的紧迫现实课题？这就成为我们能否继续地发扬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优先，开放创造”的理论境界，能否继续地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勃勃生机和思想活力的一块试金石。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观，面临的这个现实课题，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观，如何成功地进入可持续发展时代？进一步讲，如何在可持续发展时代，继续成功地引领全人类的进步与发展，如何在当代中国有效地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体的挑战有两个。

第一个挑战，是人类普遍认可的可持续发展观，对传统哲学发展观的颠覆。

大家知道，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成为可持续发展观正式确立的历史性标志。在这份划时代的研究报告中，可持续发展被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共同性原则”被确立为可持续发展实践的根本行动原则，所以这份研究报告定名为《我们共同的未来》。

显然，可持续发展，不可以理解为某一事物自己的运动，而必须理解为一系列事物的联合运动；可持续发展，也不可能是一事物自己的未来，而只能是一系列事物所组成的联合体、共同体、伙伴群共同的未来；开创这个共同的未来，也不可能由任何单一事物自己独立承担，而只能由一系列事物所组成的联合体或命运共同体合力达成。

由此可见，“事物自己的运动”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来说，已经远远不够了。甚至，停留在这个境界上，对于可持续发展只会釜底抽薪，南辕北辙。事物自己的运动，必须纳入一系列事物的联合运动，必须成为这些联合运动或循环运动的组成部分。进而，在可持续发展语境下，事物自己的运动或者单一事物的运动，已经失去了以往时代那种不言自明的充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显然，事物自己的运动，在可持续发展时代是不自足、不完备、不周全的。重新理解和定义发展，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理念内化于这个发展的新定义之中，我们只能说：发展是多样事物的联合运动，是一系列事物的循环运动。发展，依然是事物自己的运动，只不过它不再是单个事物自己的事情，而是多样事物和一系列事物共同的事情。发展的根本动因，依然在事物之内，只不过它不在单个事物之内，而在多样事物所组成的联合体或命运共同体之内。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当今这个可持续发展的时代，所应确立的新发展观。

第二个挑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对传统哲学发展观的突破。

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和共同体战略的实施，是可持续发展时代的大势所趋，也是可持续发展实践“共同性原则”在根本要求。所以，习近平总书记顺应人类可持续发展时代要求，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伟大思想。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包括在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时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使命是实现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共产党宣言》提出了一句伟大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是，在人类进入可持续发展时代之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使命，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实现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新的口号应该是：全人类联合起来！这样一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就成为当务之急。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当前急迫的课题正是全人类联合起来，共同开创“我们共同的未来”——可持续发展。2019年以来，全人类抗击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都是最有力的证明。

在这种背景下，事物自己的存在、运动、变化、发展，不纳入各类共同体和联合体的事物的存在、运动、变化、发展，就失去了大部分的现实意义。事物自己的存在、运动、变化、发展，变成了可持续发展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社会潮流中的“钉子户”。不纳入共同体联合运动的事物自己的运动，不再是发展的主流和主体，而成了发展的掣肘和障碍。所以，事物自己或者单一事物，只能够作为构建各类联合体和共同体，具有能动性、主体性、自主性、创造性的材料来看待。只有在联合体或共同体的联合运动、循环运动中，谈论事物自己的存在、运动、变化、发展，才具有现实意义，才具有可持续性。

奥地利裔美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年提出的“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形式系统，只要包括了简单的初等数论描述，而且是自洽的，它必定包含某些系统内所允许的方法既不能证明其真也不能证伪的命题。通俗地说，任何形式系统，要么总体上是不完备的，要么局部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也就是说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完备的。

正如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的，任何孤立封闭系统，其熵增不能为零。熵，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任何孤立的形式系统所存在的自身不可避免的不完备性。要想克服这种自然熵增趋势，就必须将系统打开，使其由孤立系统变成开放系统，纳入由多样事物所组成的联合体、共同体、伙伴群之中。

由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热力学第二定律、可持续发展布伦特兰定义，我们可以推论出一个可持续发展哲学命题：任何事物自身或任何单一事物，都不足以可持续地存在、运动、变化、发展；只有纳入共同体、联合体、伙伴群，只有进入联合运动和循环运动的事物，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因为，可持续发展，本质上是多元事物的联合运动，是多样事物、多样主体、多样发展阶段、多样发展方面的良性循环运动，而不是一事物自己的运动。不具有可持续性的存在、运动、变化、发展，甚至反可持续性的存在、运动、变化、发展，在可持续发展时代，又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

总之，在可持续发展时代，事物自己可以存在吗？回答只有两个：一曰不可以，因为那种存在没有实际意义；二曰可以，但是那种存在没有什么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