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们都在集体呼吁:“不惜代价,拯救经济”

发布于 2022-05-18 10:53


▎数十名著名经济学家近日在一金融论坛上，一致对当下经济下行压力表达了担忧，并为现行遇到的诸多经济问题疾呼。




钛媒体编辑丨李天真




参会者来头都不小，包括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清华大学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创始院长李稻葵，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第四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刘世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等等，他们围绕世界经济、金融与全球秩序展望，中国经济与政策展望，创新、金融与科技竞争、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等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但无一不对当下经济下行压力表达了担忧，并为现行遇到的诸多经济问题疾呼。

以往在各种论坛上唇枪舌战，针锋相对的经济学家们，当天“感人”的统一，只有一个口径：拯救经济。


李稻葵：保经济就是“保命”，内需是核心驱动力

清华大学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创始院长李稻葵教授将抗疫与保经济并列，提出：控制好疫情，保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应对复杂国际形势和严峻挑战的最好方式。

李稻葵计算出过去两年的抗疫成功相当于人均寿命多了10天，即相当于救了400万人的生命。这句表态引发了网络争议。但他也同时强调，保经济就是保生命，稳经济就是保生命。人均消费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折算成寿命是能够增加6天，全国算下来就是230万人的生命。所以保消费就是保生命。消费是跟经济增长同步的，所以保住生产线，保住产业链，把潜在GDP增长速度保持住，就相当于保生命。同时李教授的研究发现，消费下降是有惯性的，今年消费下降1%，未来七八年都会下降，这相当于损害人民生命。所以保生命就要保消费。而保消费，就要保物流通畅，以及对受影响的百姓直接给予现金补助。

在“保命”的前提下，提高内需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巨大内生动力，并且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为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余永定：调整海外资产结构，做好充足的战略物资准备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表示，俄乌冲突后，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进一步受到了地缘政治因素的沉重冲击，这是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国际货币体系目前所面对的局面。面对这样的局面，余永定认为，中国的海外资产负债结构需要调整，以达到提高海外投资的净收益、中国海外资产特别是外汇储备的安全性等目的。

对于存量的中国海外资产调整，余永定建议：一是考虑减持美国国债，增持其他形式的资产，分散外汇储备的币种；二是中国可以增加对战略资源生产国的投资，例如通过股权方式投资中亚地区的石油资源；三是信守承诺，严格保护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

中国海外资产可分成存量和流量两部分。对存量海外资产，余永定建议，可采取措施包括，减持美国国债，增持其他形式资产；增加对战略资源生产国的投资；信守承诺，严格保护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等。

针对流量（流入和流出）部分，余永定提出了八项可以考虑的政策调整，包括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内需带动进口；尽快取消为鼓励出口执行的出口退税政策；增大对大宗商品、战略物资的进口；少购买美国国债，更多进口美国产品，尽可能履行中美贸易协定；特定时期维持贸易逆差；实行浮动汇率政策；增加海外投资形式；发挥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优势，但要小心“债务陷阱”。

此外，余永定指出，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应该有充足的战略物资。可以考虑用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内需带动进口。他表示，长期保持大量对外贸易顺差的政策在过去对我国是好的，但在目前需要政策调整的情况下，减少贸易顺差的重要条件是有足够的内需，因为内需不足企业就会选择出口。要让我国拥有强劲的内需，除了长期的结构性改革等方式，短期看需要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在正确理解和落实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基础上，可以考虑部分政策的适度调整，比如短期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内需。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指出，受到疫情和地区局势影响，经济内外循环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障碍。目前来看，我国在畅通内循环上，主要是通过基建投资。但完全单靠基建投资是不够的，因为基建投资面临好项目越来越难找、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现金流产生越来越难的问题。因此，促消费意义重大。

李迅雷认为，我国在扩内需领域，应更多依靠消费拉动。一方面要继续加大财政政策对消费的投入力度，还要多种举措共同发力改善居民的收入结构。对于促消费的方式，李迅雷提出，货币政策的作用有限，财政政策应该更加积极。今年减税降费和留抵退税的力度非常大，总规模全年预计到2.5万亿，尤其是留抵退税这对于解决企业目前现金流问题，纾困问题具有非常积极的效果。但当前财政主要投入在稳企业稳就业上，对于消费领域的支出偏少。他建议，财政政策力度要继续加大，尤其用于消费方面。应推动发放消费券，发放消费券的方式相比美国发现金的方式更具针对性。此外，还要通过收入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增加企业责任等多种举措共同发力改善居民的收入结构。


林毅夫：中国要保持动态的经济发展和开放态度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认为，当前中国还处于迎头追赶的状态，人均GDP也仅是美国四分之一水平，但是中国正不断地大踏步迎头赶上。林毅夫分析，中国现在的技术渗透率有点像20世纪40年代的德国、5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韩国，按照购买力评价，中国已是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国内市场非常庞大，并且中国有很高的国际经济份额。

林毅夫指出，中国现在还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贸易是双赢的，其他国家和中国打交道做交易，他们从双边贸易当中获益良多。作为一个贸易大国，林毅夫建议，中国一方面应该保持高速的、动态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要保持开放性的态度。现在中国能够保持经济8%的潜在增长率，并且每年可实现5%-6%的实际增长。如果能够保持这样高速增长，中国将会持续地助力全球经济的发展，给全球贡献四分之一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也是一个机会。林毅夫进一步指出，某种程度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必须要连通到中国市场，并保持贸易关系，而保持正常的经济关系能够确保国家获益，也会对建立一个稳定和平的全球新秩序有所帮助。



刘世锦：应对气候变化重心要转至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第四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表示，应对气候变化是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少有的能达成共识的领域。

刘世锦认为，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有三种反应方式。一是防御性的反应，主要是传统能源或高碳行业感到有压力，考虑在将来转型重组甚至退出，但当短期内供给安全存在问题时，这些行业感到自身仍然“有份量”，退出可能是最后迫不得已的选择。二是适应性的反应，典型的是节能减排，减少碳排放。三是进取性的反应，推动创新特别是绿色技术创新，用低碳、零碳的新能源、新技术，取代传统的、高碳的生产方式，这才是治本之策。在全球范围内，也应把重心转向这个方面。

刘世锦表示，绿色转型在根本上要换技术，实际上是技术的系统性替代。一旦创新出现并且形成势头，这些绿色创新除了能够实现减碳之外，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创造了更多的消费者剩余，超出原来的预期。最后给消费者带来的福利也极大地超出预期。刘世锦强调，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合作，绿色技术要开放，开放后国际贸易、投资、技术转让会更加活跃。


黄益平：采取更大力度稳经济，重点保障中小微企业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认为，中国的全力抗疫进入到第三年，很多企业和很多家庭的流动性遇到巨大问题。如果流动性断裂，生存也是会有困难的。所以在维持现有抗疫政策的情况下，需要更直接地支持这些机构，去支持老百姓的生活。现在到了采取更大力度的稳定经济措施的时候，但是重点应该放在中小微企业，特别是老百姓生活的稳定上，然后才能考虑下一步的经济复苏。需要“不惜代价救经济”，方法是“发钱”。


此外，黄益平指出，这几年央行在“结构性货币政策”上创新很多，但是计划不如变化快，计划的结构经常是效率不高。危机时刻央行是最后贷款人，是市场信心背书的核心，一丁点的软弱和低效很可能造成预期恶化，导致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都陷入螺旋式下跌状态。


张斌：货币政策要“防火，灭火和救灾”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表示，因为疫情防控期间不管是企业还是消费者，很多经济主体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经济活动，就会出现现金流断裂的问题，疫情防控阶段可以说森林里（市场）到处都是火星子，地下藏的都是小火苗，这个时候就需要普降甘霖，需要下一场大雨，靠的是什么？这场“大雨”就是总量政策，就是降低利率。疫情之下货币政策的作用比平时更能起到作用，货币政策做得好或不好对经济的影响更大。


“防火”，就是通过总量货币政策，改善经济主体现金流问题。疫情期间，经济活动被停止，经济主体非常容易出现现金流断裂问题，就像到处都是小火苗，火星子的森林一样，需要普降大雨浇灭火星—— 也就是总量货币政策，即降息。通过降低利率，降低债务成本，提高资产估值。

“灭火”，也是通过总量货币政策，及时放水，防止各个金融市场连锁式崩盘。 疫情期间，企业运行不正常，各种风险放大—— 所以央行需要及时放水救火。表面上看目前中国各金融市场运行还算是平稳，好像是灭火的任务没那么严重，但实际上内伤很重，仅房地产这个火，就足够让信贷和经济塌方。

“救灾”则是回到了精准的路子上，针对特定的行业、企业，找到他最该救的地方。但是要注意，救灾款不是理论上能“收回来”的款子。而货币当局无论是在找企业找行业还是直接发钱方面，都缺乏特别优势。救灾工作，是应该财政来做，货币辅助。


陆挺：要加强对市场主体的保障，稳定预期

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挺指出，受国内疫情冲击明显的超预期影响，不仅对产业链供应链产生冲击，还影响了企业和居民对疫情的不确定性的预期，不断消耗不少家庭、企业的储蓄和积累，导致家庭、企业抗冲击能力逐渐减弱。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面临的困境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对基层政府稳定运行和基建投资造成压力。此外，传统政策的空间和效果也有所变化。以前主要靠地产和基建拉动经济，但当前房地产市场面临困难，基建投资的回报率也有所下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从目前情况看，年初的预算计划可能难以支撑财政支出的明显增加，财政政策要打好组合拳，必要时可考虑调整今年的赤字规模。

陆挺对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的实施路径作出建议。他表示，今年政府应加大财政支出力度，优化财政支出方向。通过加大财政支出力度稳定预期，并加强对市场主体的保障。财政支出要突出纾困的重要性。针对需要纾困的家庭和中小企业，应通过财政政策撬动信贷政策，比如增加贴息、贷款的担保，在纾困方面给予一定的租金减免、税费减免。

在推动基建方面，要加大力度尤其是加大有合理回报项目的开工和建设，优先考虑人口流入多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基建。在稳外贸方面，可以适时、适度通过向市场购汇的方法来释放人民币的流动性，节约降准的空间，同时维持现在人民币略有贬值的状态。


管涛：用好财政货币政策的正常空间，靠前发力

中银国际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中国目前面临三大挑战：一是奥密克戎变异病毒疫情防控面临新的挑战，突出的影响是影响国内经济循环畅通，增加了市场主体的经营困难，同时也影响到投资者、消费者的信心，以及一些政策的传导。二是美联储开启加息周期，全球股市、债市、汇市的波动明显加大，资本流动的不稳定性增强，且产生了溢出影响。三是地区局势影响全球经济复苏。欧盟作为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欧洲经济出现问题对中国的外需是很大的挑战。大宗商品价格推高加大了中国输入性通胀的压力，也可能会对中国的货币政策形成掣肘。

面对上述挑战，管涛认为应从五个方面具体应对：

一是全面地认识中央确定的疫情防控政策。尤其重要的是疫情防控期间如何通过各部门共同配合保持物流畅通、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不仅要财税金融政策支持，同时还需要公共卫生政策以及其他行业监管部门政策配合协调。

二是用好财政货币政策的正常空间，靠前发力。同时，既要继续做好相关工作稳住外需，还要进一步扩大内需，尤其避免将来外需紧缩，内需低迷“双碰头”，稳增长压力将会进一步加大。只有经济稳了才能金融稳，经济强才能货币强。

三是在合理均衡水平基本稳定的基础上，要保持人民币汇率政策的灵活性，让人民币汇率形成有涨有跌的双向波动，发挥汇率浮动吸收内外部冲击的减振器作用，增强宏观政策的自主性，同时也有助于增强境内外投资者的信心。

四是继续推动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建设，完善基础制度，吸引中长期直接入市，增强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及时回应市场关切，稳定境内外投资者的预期。

五是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针对新的情况和问题做好预案。


黄奇帆：下大力气搞好金融是下一阶段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表示，当前和今后，中国经济面临五大挑战。第一是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第二是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偏低；第三是资源环境约束偏紧；第四是科技和产业革命日新月异；第五是社会层面包容发展任务繁重。

黄奇帆认为，下大力气搞好金融，是下一阶段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激活创新的关键火种，也是扩大开放的重点领域。对应于上述五个方面的挑战，金融领域有五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一是适时建立人民币之锚。一国的货币应该锚定在自身GDP的含税量上，锚定在自己的国债信用上，只有如此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铸币税。只有有了自己独立的货币锚，才有真正自主的货币政策，国内一切金融资产的定价才有了基准。

二是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目前金融业的平均收入水平是制造业的好几倍，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利润占了全部上市公司利润的一半。政策面明确要求保持制造业一定的比重。

三是结合中国国情发展绿色金融。目前，一方面，双碳目标下我国绿色金融业务发展很快，但作为绿色融资的基础，有关减排和绿色的认证标准和体系仍在探索中。另一方面，中国以煤为主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中国不可能一夜之间把煤电机组全淘汰掉。这个转型需要一个过程。

四是加快发展面向中小型科技企业的科技金融。这些年来，中国涌现了不少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但很多机构对真正的先进技术、创新的独角兽缺乏鉴别力，在一些领域甚至形成了新的重复建设、低水平竞争。

五是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共同富裕。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让老百姓更好的获得财产性收入，一举多得。


盛松成：受疫情影响较小的地区政策会提前发力、很快发力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表示，无论是政策还是国内环境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疫情，失去的消费就永远失去了，包括餐饮、旅游、酒店等各方面的服务性消费很难弥补。目前对我国经济影响最大的是两个事件：一是地区冲突，二是疫情。由此产生两大危害：一是众多小微制造业企业的生存将受到严重威胁，二是全球供应链可能加速调整。这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减我国的竞争优势。而最大的影响是在二季度。一系列的积极政策首先将会在受疫情影响较小的地区政策会提前发力、很快发力。

面对对经济的普遍性影响，盛松成提出几点建议：

首先，房地产调控可以继续放松，比如说适当延长去杠杆周期，继续适当放松需求端限制，比如说限售、限贷、限购还有利率，但是重点城市的放松我们仍然需要谨慎，要优化预售资金监管这是4月29日证监会特别提出的，要优化预售资金监管。

怎么优化？他表达了两个建议：

第一、在确保资金用途合理前提下，可以适当降低预售资金的冻结比例。

第二，一定行政区域内，资金可以跨项目调剂，建议把基建作为稳增长的重要抓手，目前资金和项目还是有保证的，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推动经济提稳改善市场预期。应该加快落实国务院参会以推进，要求加快推进十四五规划规定的102项重大工程项目和专项规划项目。

此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参与，稳健的货币政策予以稳步提升，致使私营经济恢复发展，并积极配合财政政策的落实。应不惜代价把经济搞上去。


达利欧：全球面临高风险环境，呼吁各国应有序竞争

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达利欧指出，当前国际社会正处于大规模的债务货币化、内部冲突、大国崛起三大力量齐头并进的时期。首先，巨大的债务伴随大规模的债务货币化，中央银行印钞票来购买债务在全球三大主流货币当中尤为严重。其次，一些西方国家存在严重的内部冲突。另外，新型大国的崛起或带来大国之间竞争加剧。而历史经验表明，每当这三大力量齐头并进，就会产生高风险环境。

达利欧在与中国嘉宾互动过程中表示，美国和中国作为大国，现在就处在大国博弈的过程中。当然，中国政府表示不会称霸，也不会控制其他国家，中国和西方文化不同，也有共存的可能，未必会带来战争。

达利欧表示，不能忽视自然之力和技术进步的因素。前者包括全球流行疾病、干旱、洪涝灾害，一旦来袭会造成非常多的死亡并且颠覆很多文明。后者则体现了人的本质是推动历史往复前进的基石。

达利欧呼吁，希望各国应有序竞争、避免冲突，保持对话、合作共赢，共同为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做出努力。现在所处的时代冲突正不断上升，接下来前方的路非常不明朗，根据历史经验，未来可能会有很多经济和资本方面的战争。

总之，多位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当前，世界经济、金融环境不确定性增加，但中国仍将保持动态的经济发展增速。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没有搞“大水漫灌”，而是采取货币政策结构性逆周期发力，信贷资金直达中小微、科技型企业，定向精准支持制造业等重点领域，在货币总量基本匹配经济需求的前提下，既激活了微观主体活力，增强了总体创新能力，稳定了产业链、供应链，也稳住了宏观经济。中国保持高速动态经济增长，保持开放型的改革态度，也能为其他国家带来机会。

（本文首发钛媒体App，作者 | 李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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