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城作家║蔡云:公共意识背景下的人性探索(评晓苏小说人物性格的独特性)NO:015期

发布于 2021-09-08 08:01

秋的思念赵海洋 - 夜色钢琴曲

公共意识背景下的人性探索

——评晓苏小说人物性格的独特性

小说与故事的另一种区别，在于小说让人感受到阅读的值和意义，故事让人享受到阅读的快感和寓意。感受到的东西可如余音绕梁，享受到的东西却如即时消费。因此小说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其与读者心灵共颤频率在强度，故事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其满足读者猎奇心理的丰度，好的小说就是二者的相得益彰。晓苏无疑是讲故事高手，他以故事的独特性，抓住读者浅层需求的同时，依靠故事中人物性格的独特性，突显出其小说的价值和意义，既让读者享受快感又产生同感，这就是他所认为的“有意思的小说更接近文学的本质”注脚。

但是，对追求人物性格独特性的用力过猛，一不小心会使作品滑入失去生活真实性的逻辑缺失，从而使小说显露出编造之痕。晓苏的小说却没有这个忌讳，他反而抓住人物性格的独特性进行夸张和渲染，极致到让人不可理喻的程度。例如《说的都是一个人》中的龚喜，通篇都在渲染他从变态地防范老婆偷情到主动为老婆找相好的的转变，《松毛床》的女主在生日那天向村民们宣讲自己的风流韵事，《我们的隐私》男主得知老婆偷情后的冷处理方式，虽然都给人以不合常理之疑，却使人产生理解和同情之感，因了这种理解和同情反而让其人物性格、行为转换的突兀性，更清晰地注释了其小说的“有意思”性，这就是他艺术手段的精妙之处。

但是，对于他将人物心理跨度进行留白、以引发读者丰富联想、营造人物性格独特性处理方式，读者须以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找到一种来自生活的逻辑联结。这种联结的底板，则是人类公共意识日趋强烈的时代背景，在这一背景之下，晓苏小说中人物性格的独特性、行为荒唐性、都可以得到令人信服的诠释，同时也诠释了他在这一背景之下对人性趋向的进行的一次有益探索。因此，与其说他在写有意思的小说，不如说他在探索人性趋向的未来。这样去理解晓苏，会读出他的作品更大价值、他的创作也更有意义，他的小说就更具活性。

一，公共意识的时代背景：虽然在网络文学盛行的形势之下有的写作者可以不将作品与当下的现实产生联系，但是，任何一名阅读者，必定是在现实的心境之中品茗作品，每一位坚持阅读纸质文学作品的人，都有其紧贴自己生活需求的阅读欲望，因此所有的作品都有一个时代背景。在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作家不能忽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正在促使规律化、同质化、共性化的趋势加剧形成，独特的精神追求正在逐渐褪化，人类从众心理驱使下的惯性思维，已经使每一个独立生命个体自觉地寻找精神和物质的共性目标去追求和实践。一如尼采所言，世界充满了焦躁不安的气息，每个人都想从自己的枷锁中解脱出来。而在科学技术催生的新生活方式的时代背景之下，所谓的解脱，就是钝化自我的独特性，落入新的生活方式之下的共性思维窠臼，从而使公共意识已经成为人类意识形态领域的普遍思维信条。马克思也认为，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决定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又决定什么机关报社会意识。人类的生产已经由工业文明时代走入信息文明时代，个体与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紧密到每时每刻都要依赖社会才能生存。而社会的主要功能，就是消灭独特需求，提供共性的、同质的服务，因此，公共意识没有比今天更加活跃于人类的思维之中，毫无争议地成为作家创作的时代背景。从这个背景视角之下，解读晓苏，可以读出他对人性趋向的尝试性探索以及他的作品中人物性格的独特性。

二，传统道德意识的新趋向：道德是人类自我约束感性本能向理性觉悟转化的一种轨辙，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化而不断完善、升华。西方道德文明的演进以张扬人性善的一面、打击恶的一面这主，突出理性思想的丰富性；东方道德文明的演变则强调压抑人性本能，以便服务于维护社会的稳定，附带着服务于社会阶层的地位正确性、以及细化各类阶层并加以固化，突出理性思维的规范性、严格性；强调这种道德范式之下的荣辱观。如果我们按照东方道德范式去读晓苏的小说，那么他的构思就完全脱离了生活的真实。再如《松毛床》中，女主将三个与自己发生过不正当关系的男人纠集到一起，在过寿当天，向参宴乡邻宣讲自家的风流韵事，完全不合情理，因为按传统道德观来衡量，这些故事有伤风化，且不能启齿。在《我们的隐私》中，当男主在特定情境之下，得知了妻子的隐私时，却表现的如此淡定地竭力隐饰，不附合东方道德熏陶下的人性本能，尤其在《说的都是一个人》中，男主龚喜从给老婆刮阴毛做记号，到主动为她找相好，这种从愚昧的极端走向后现代的极端，其中的心理跨度，简直让人难以相信，甚至会认为荒唐之极。

但是，当我们从社会转型去加以认识理解、用公共意识下的普遍心理进行分析，就会发现这恰是他人物性格、鲜明性的体现，是有人性依据的。社会转型的标志性体现是：小说中的主人翁，大都经历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刀耕火种的生活方式，突然进入今天信息文明时代，这种巨大的跨越无疑丰富了他（她）们的内心感受，就像意外得到了一笔精神财富，使他（她）们像暴发户那样不能自制，一面迫不及待地溶入公共意识的精神状态之中，一面肆无忌惮地宣扬自我意识。他们对传统道德的遵从，早已麻木于他们所吸收的、如汪洋恣肆的碎片化的信息当中。碎片化信息时代的信息特征，恰是培养、茁壮人人自信的温床。在这样的温床之上，什么样的人格和什么样的行为方式都不足为怪，人性的趋向从这里走向了浅性的爱与包容、善与恶的交溶。

在上述条件下，晓苏小说主人翁的性格立即活了起来：《松毛床的女主实际是在宽容校长的卑鄙，教师的逃避，赞美了她丈夫的担当。《我们的隐私》则是对挣扎在社会底层人的同情和理解，这种同情超越了道德规范对人性本能的缚束，表达了对男女主人翁维护家庭的责任心和无奈感的理解。《说的都是一个人》则以一种大爱的召示，让男主放弃了愚昧的旧贞操观，以他的方式选择了另一种旧的性观念来表达爱。

三、价值观的重新定位：公共意识背景下的价值观转型是人性趋向公共意识背景下的价值观转型是人性趋向大潮的具体体現。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念是经历农耕文明的封建观念进行分层、固化过的一种思维方式，它剔除了人类大部分的情感本能，固化着等级式的价值体系，例如官本位意识，三教九流划分，万端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认同，等等，不一而足。当这种价值观撞进了信息文明的时代，必然摧枯拉朽地催生岀新的价值观念。值得书写的是，这种新价值观却是催生在镶嵌着农耕文明价值观念的一代人，甚至两代人的人生经历当中，因此就必然地从他们身上生发岀了矛盾，冲撞与纠结，演绎了多少动人故事，产生了无数具有多重性格的时代新人。人性的趋向亦在这种大潮中印证。晓苏深刻把握了这个转型过程中的人性燥动，以对价值观的重新定位，阐释了人性的新趋向，丰富了笔下的人物性格。

《陪李伦去襄阳看邹忍之》中从未露面的邹忍之，其实就是价值观转型的双重牺牲品，他既是旧价值观的牺牲品，又是新价值观的弃儿。作为老师思政课教学成果的代表，他被老师李伦打上了道德高尚的标鉴，必须在学成之后回乡从教，必须迎娶他那卖牛肉面的初恋情人。在李伦的这种道德观之下的价值观中，邹忍之是高高在上的学者，卖牛肉面的女人则是身处社会底层的弱者，邹忍之履约娶她，就是在拯救她，就是一种悲天悯人的高尚。所以，当李伦得知，竟然是这个卖牛肉面的女人抛弃了他的研究生学生，他自然会感到头重脚轻的失重，因为这个女人打乱了他一整套的道德观、价值观体系，让一个堂堂思政课教授无所适从。而邹忍之，就必然成为了一个牺牲品。而且他又没有勇气去追求自己的女同学，这不仅仅是受了老师的逼迫，更是他内心处在新旧价值观矛盾交替的时代大潮，于是，他的牺牲，必然的成为了新价值观的弃儿。虽然在文中他从未出现，但晓苏用这种闪烁的手法，已经勾画岀了一个活灵活现的时代缩影。

如果说《陪李伦去襄阳看邹忍之》对新价值观的探索还有些忸怩，那么《卖豆腐的女人》就来得直接了。一个是大学教授，一个是市井小贩。尽管大学教授对市井小贩的天然之美怀着龌龊的幻想，但是他明确地打破了社会地位、思想品德的枷锁羁绊，直接宣告了卖豆腐的女人本身所具有的天然价值，它就是每个个体自我实现、自我肯定、自我感受的新价值观！作品的有意思之处就在于，从一位教授的猥琐心理感觉，以他觉的视角、用嘲讽的笔触，道出了人性中的普遍状况。

从对人的社会价值观重新定位，到对生命价值观进行定义，晓苏通过《黄豆开门》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一次蜕变式升华，他把生命的价值观，定位于人性的善良！但不是人性本能的善良，而是公共意识背景下，人性正一面逐渐麻木善良的本能，一面却又以理性强烈地呼唤善良的回归（这种矛盾心态将长久地伴随于人性的现实蜕变过程之中），因此，晓苏放大了黄豆是哑巴、且被自己儿女嫌弃、并无处安身的窘境，放大了她为摔伤老人凿门的举动，是那样的微不足道，那样的纯粹，为的是衬托她的善良，是那样的难能可贵。晓苏以一位社会最低层的人来承载对善良回归的呼唤，读后给人以沉重感，增加了小说的厚重度，因此说这是他写的最好的一篇小涚。

把有意义的主题通过有意思的人物、手法表达出来，才是式微的纸媒文学立足之本，晓苏却把有意思的生活，通过自己的发现，赋予其意义，读来耐人寻味，引人深思，故作此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