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又爱又骂的公益产品化,到底是个啥?

发布于 2021-10-13 23:05

在公益领域摸爬滚打十几年,新概念新倡议,每几年就有一波:社会创新、社会企业、公平贸易、跨界合作、集合影响力等等等等。但真被实践下来的,没几个。

公益产品化,可能是最近几年讨论(争议)比较多的。感谢此前ABC邀约,分享下我对它的理解和思考。
1 我所看到的公益产品化

徐永光表达了“公益不求规模化,只能边缘化”的观点,以及后续引发的各种讨论,无形中把“公益产品”和“规模化”绑定在一起。
虽然并不完全认同徐老师如此绝对的观点,但得益于这些讨论,结合自身实践,形成了我对公益产品规模化的以下理解:
  • 规模化的需求需要规模化的解决方案:在中国,因为人口基数庞大,即使是比例很低的小众议题/需求,其绝对值也是庞大的,即“需求是上规模的”,如我国有心智障碍者1100万,罕见病患者群体约1680万等。规模化需求的存在,需要具有规模化服务潜力的解决方案。
  • 有效的解决方案需要被规模化:试想如果有一个方案,可以有效支持视障人群的基本生活和出行,它是不是值得被规模化,让每一个视障人士有机会获得和使用?如果不,就会形成“一部分人获得了服务,而另一部分人被忽视”的局面。
  • 规模化需要可靠稳定的生产和交付机制:要保证一个解决方案在面向大规模群体服务时能够稳定、有效交付,就必须有能力脱离少数人的经验主义,具备可靠、稳定的生产和交付机制——不管是谁来执行,都可以达到服务效果,这些就是大家常说的系统化、标准化,也就是“公益产品”的重要属性。
一个公益项目、一项公益服务产品化的过程,也就是把附着在有经验的人身上的实践智慧,提炼、固化下来,达到可重复、高质量交付的效果,并具备规模化的潜力和可能性。唯有如此,那些被忽视的群体的需求,才会在“被看见”之后,获得有效的回应和支持。这便是我所认知到的“公益产品化”之所以被提出、推行和实践的主要原因。

2 公益产品化如何为我所用

国内公益领域的早期发展,受国际公益慈善影响颇深,公益组织做事情的方式、所使用的话语体系等,基本都沿用了国际公益组织的做法和说法,比如会以“项目”的概念来界定公益组织开展的服务、做的事情。而项目制的工作方式,虽然有诸多优势,但也有一些挑战:
  • 项目制框架下难以保证“需求导向”。虽然从内心知道做公益服务要“需求导向”,但在资源方主导话语体系的项目制框架下,会不由自主地往资源方倾斜,做得越来越“资源导向”,导致目标/使命漂移。
  • 对于创新性的公益服务而言,很难做到完美规划。「投入—活动—产出—效果—影响力」这套方法,可以用于那些经过「开发—测试/验证—学习改进」的成熟服务规划,但对于很多仍处在从0到1过程中的探索性服务来说,要从设计之初就非常明确最终效果及影响力,并在执行过程中无任何调整顺利开展,并不太现实。即使为了申请资金,我们可以写出一个看似通顺的逻辑框架,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难免要基于实际情况作出调整。
困,则思变。于是,有很多公益人和公益组织,开始思考和探索其它可行的方式。例如,童萌亲子园在面临各种挑战时,就毅然基于组织使命,选择了用产品思维做公益服务,并探索出有效的普惠儿童早教服务,并在4年间实现从1到100;好公益平台则用“公益产品”的思路,提倡和推动公益服务的产品化,由此实现影响力的规模化。
4年实现从1到100的童萌亲子园创始人毛磊说:
我们学习和运用产品思维,不是因为产品思维更“高级”,而是因为产品思维更“高效”,更能够解决服务对象的问题。毛磊觉得从项目制到产品制的转变,最重要的是“内在动机”,内在动因大于工具方法——想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做产品,才能真正做出好产品。(原文|入行5年遇到“使命漂移”,我带着这些问题走上公益产品化之路
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彭艳妮在接受悦享新知访谈时说:
南都基金会提出“公益产品”概念的出发点,源于对公益项目质量和结果的观察、思考和衡量。(原文|彭艳妮:我们如何掀起“公益产品”的浪花
这些倡导者和实践者,不管角色如何,有两个共同特点:
  • 在探索发展中,尽可能地优化资源使用效率,采用“精益”思维,践行“设计/开发--衡量验证--学习改进”的理念和方法,不以“执行计划”为优先,而以“探索有效解决方案”为优先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尝试和探索,都是平顺且有效的。因缺少匹配公益服务场景的成熟方法论和工作机制,现有的产品化实践,也面临着不少具体挑战:
  • 本末倒置:把"产品化"当作资源拓展、突破机构资源瓶颈的重要策略,把心思花在的产品包装上,却忽略了产品最根本、核心的价值是用户/服务对象需求。只有当一个公益产品是好产品时,才会吸引,也才会值得更多资源的支持。
  • 缺少数据验证:一个产品是否是好产品,要看"用户/服务对象"愿不愿意参与使用、使用效果如何,以及是否有人愿意为此买单(不一定是用户/服务对象直接买单,也可以是政府、资方买单)等,这些都需要扎实的数据支撑来做出判断。而对于尚未形成监测评估思维、能力、常态化操作的公益伙伴来说,在产品交付运营中,持续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并以此指引产品决策,无疑是个大挑战。
  • 缺少必要的专业训练和支持机制:从项目制工作,到产品化运营,不简单是换个说法,会对团队核心能力、协作机制、决策机制等,都提出新需求。所有这些需要时间和专业支持,来引导塑造和养成。然而,目前依然缺少针对公益领域的产品方法论和支持体系(*如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欢迎加我微信聊一聊)。 

3 回到个体选择,有用有效最重要

有关公益产品化的讨论,依然在持续。而我觉得,理性的讨论,甚至是争议是好事情。有争论,说明还不满意,还在为更好而努力探寻。
在我十几年的公益生涯中,有关概念的争论从未停止,产品化不是第一个,也不太会是最后一个。作为一个实践者,面向未来,我想提醒自己:产品化,或任何概念,都不是答案,都只是手段和路径。要不要选择,需要想明白两个事情:一,我是谁,想要实现什么;二,它本质上是什么,可为我所用吗。
最后,借用彼得 · 德鲁克的话,“非营利组织的存在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了深刻变化。……最终的检验标准不是词藻华丽的使命陈述,而是正确恰当的行动”。
于我们而言,最终检验我们的标准,不是我们曾有过多少美好想象和期待,也不是我们对这些美好期待投注了多少热情和资源,而是这些热情和资源多少转化为现实,为我们自己、他人和社会促成了正向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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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高瑞,一个公益领域的连续创业者。
2004年开始公益实践-创办草根教育公益,2009年转全职公益,甲乙丙方都做过,致力于在公益领域内“做有价值的支持者”。
欢迎加我微信(rui-363206416),探讨有关“公益人的专业/职业发展”的话题。

2017马来西亚,by Rui

在魔都221向你问好|旁观者Rui-011

2021.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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