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举制与征辟制,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公众号迁移文章#

春秋战国的选士之风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察举制”的基本格局，此外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让孝悌之风得以盛行，注重孝悌成为社会普遍现象，从而直接影响了汉代的官选制度。早在高祖时期，便曾下诏征举贤能；汉文帝二年，Zhong Yang要求地方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文帝十五年，又命诸侯、公卿、郡守举贤良之士，被举者上百人，成为了汉代“察举制”的雏形。

汉武帝时期正式将“察举制”作为汉代选官的主要制度，自此“察举制”基本成了汉代官选制度的代名词。察举制主要通过观察推荐当地的廉洁、孝行之辈入朝为官，《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每个郡、诸侯国的长官每年要向Zhong Yang至少举荐一个孝顺清廉的人才参加考试，称为“举孝廉”，也就是“察举制”。

汉代的“察举制”是逐步完善和制度化的，所以所需察举的科目也是由少至多不断增加的。察举考试的科目一般分为“岁科”和“特科”两种，岁科的意思便是每年举行一次，而特科一般是没有固定的周期，视情况而定。岁科的考察项目有孝廉、茂才、察廉、光禄四行，其中以“孝廉”最为重要；特科又分为常见特科和一般特科两种，选材看中贤良方正。

“孝廉”有孝子廉吏的意思，作为察举中最为重要的科目，两汉期间以孝廉录取的官员人数自然也是最多的。孝廉出仕的官吏在汉代被认为是正途、清流，且更容易得到朝廷或地方的重用，升官的速度也会相应地变快。西汉时孝廉的人数以郡为单位，东汉时改为以人口为单位，人口不满10万的郡，三年可举一个孝廉，不满20万则两年举一个，以此类推，对边疆地区则适当放宽。

“茂才”本叫秀才，东汉时为避讳光武帝刘秀的名字，改为“茂才”。不同于孝廉，茂才是主要针对现任官吏的一项科目，通过考试后可直接担任千石俸禄的官职（通过孝廉科考试的一般需先担任郎官，通常只有六百石的俸禄）。因此和“孝廉”相比，“茂才”更有“含金量”。

所谓“选拔”，“选”为选没有官职在身的读书人，“拔”为提拔下级官吏。“察举制”主要依靠Zhong Yang的三公九卿、列候等，这些往往都是核心权利的掌控者，选拔过程中或多或少都有私心，导致有些德高望重的人不能够被察举入仕，因此在“察举制”的基础上，汉朝的选官制度又增添了一项制度，即为“征辟制”。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诏曰：“征吏民有明当时之务，习先圣之术者”，自此“征辟制”开始在汉朝大规模施行。

 “征辟制”又可以分为“征”和“辟”，两者都代表着一种自上而下的选官制度。“征”即“征召”，主要行使者是皇帝，征召对象主要有两类，一是隐于社会的名流，此类人一般不为官，但却在当地有着莫大的影响力，二是具有真才实干的低级官吏或者被革职的官吏。这两类任被征召后皆有拒绝的权力，比如当初曹操将司马懿征辟为幕僚，司马懿托病不去，但一旦应允往往身居高职。“辟”即为“辟除”，辟除官吏的官员被称之为辟主，根据辟主任职的机构，又可以分为Zhong Yang部署辟除和地方州郡辟除，Zhong Yang部署辟除的行使着在西汉时期主要是三公，到了东汉三公以外的九卿和其它中央高级官员亦可行使这项权利。

人才被征辟后便会立马进入察举流程，符合条件的辟属便会根据辟主所处的位置担任不同的官吏，随后这些官吏便会被纳入汉代考课流程中进行考察，再决定他们升迁与否。征辟制的本质还是封建统治者为巩固政权、加强Zhong Yang集权的一种特别手段，虽然入朝为官的数量不多但大部分是皇帝的嫡系。此外，一些本不愿入朝为官的名儒之士也被迫加入到封建统治阶层中，统治者由此获得爱惜人才的名声。

“征辟制”的实施改变了传统的世卿世禄制，为选官增添了一条新的途径，是历史的进步，但这种制度的弊端也很明显，即人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到了东汉这种弊端就显现出来，特别是在郡县级官员中，他们时常绕过中央通过征辟制来建立与世家大族的联系，并以此笼络地方实力派。长此以往，政府官员渐渐全部被笼络至世家大族门第之下，皇权渐渐式微，当然这也与东汉的建立是基于豪强家族扶持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