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随着中国数字政府和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政务数据互联互通，提升政务网络能力，强化社会治理和经济监管，提升民生服务水平，完善政务服务体系，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基于多年信息化建设所沉淀的政府数据，开展数据预处理、分析挖掘和数据可视化，可大幅提升政府工作人员办事效率。
日益活跃的大数据创新正为政府大数据应用持续增长注入新活力
创新创业助推政府大数据应用日益丰富。京津冀、珠三角等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加快建设面向大数据创客的众创空间和公共开发平台，围绕政务、交通、医疗、教育、社保、安防等重点领域，开展政府数据挖掘、清洗、分析发掘和可视化等多方面技术和应用研发，一批解决方案快速成熟，优秀的中小供应商快速涌现，市场持续活跃。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带来了数据的爆发式增长，政府大数据在安防、舆情、信用、交通、医疗等重点行业的应用场景更加丰富，催生更多市场需求。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供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8年8月，我国100%的副省级以上城市，76%以上的地级市和32%的县级市，已经提出将加快建设新型智慧城市，并且已经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等多个智慧城市群。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行业痛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由于地区、行业、部门和区域条块分割状况，跨部门进行数据共享难。部分部门将数据视为内部资产，部门利益、资源管控等因素导致其开放数据意愿不高。以部门为中心的政务信息化发展模式，形成了许多条块分割的“信息孤岛”，大量纸质数据仍未导入数据平台。比如，税务、民航、通信管理等垂管部门系统相对独立、数据无法接入地方共享平台，横向数据共享交互仍存在困难。数据平台和数据系统在建设初期由于供应商的不同，存在服务接口少、系统不兼容等问题，这也间接造成数据孤岛现象。
2018年，贵州成为全国首个获批建设大数据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的省份，目前已制定发布2项国家标准，编制发布5项大数据地方标准。但大数据标准化方面的工作仍旧紧迫，相关国家级的规划和标准文件亟待出台并实施。与政府数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和技术标准的缺失，间接导致政府部门由于权责不清而不会轻易开放共享数据。
政府数据安全责任内容不明确，权属关系、职能责任分工模糊，数据分类分级规范尚未建立，数据开放目录有待完善，数据开放共享模式尚未成形。这些安全保障能力的缺失，同样也导致政府部门不会轻易开放共享数据。
政府部门对于数据创新和应用的想法相比企业较少，需求精准度不高，创新意识较为淡薄。数据创新体制机制、思维模式和管理模式有待提升。中国的数字政府建设已经有很多年，在提升政府服务效能主要包括政府部门行政审批的效率提升和民生服务产品的质量提高两个方面成果显著，但在决策科学化、政府治理模式创新、理念转型上仍需加快转型步伐。
从解决方案供应商的角度来看，难点主要集中于人才方面：
政府大数据企业有很多是从事政府信息化建设的软件企业。这一领域通常需要长时间的技术和行业经验积累，但由于薪资水平往往不敌互联网行业，人才招引难和留用难问题相对严峻。
技术积累和行业积累的长周期性导致行业专家资源稀缺。很多政府大数据领域的项目，需要懂得行业内在规则的专家来支撑和解读，但实际情况是应用场景数量要多于专家的数量，引致项目执行交付难。
集中化的数据资源中台成为未来发展趋势，数据中台将加快政府数据汇集，推进政府数据的横向打通，落地数据开放共享和高效管理，为后续丰富的应用提供统一、可靠的数据接口。
结合人工智能、5G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挖掘并优化政府业务，将引导政府释放一批新项目。以信访部门为例，通过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将来访信件自动分类，归集摘要，大幅提升了办公效率。未来，类似上述案例的应用将日益丰富，对供应商创新的要求也将日益提升。未来，类似于电信领域的开放式框架合作（依据供应商实际的创新成果付费）将渐成主流。
来源：赛迪顾问
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er of Public Policy, Peking University）是由北京大学批准设立，挂靠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管理的跨学科政策研究机构。中心以中国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的科学化为研究宗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共政策研究发展创新性理论，促进多学科交叉，提供政策咨询。中心研究人员以北京大学教师为主体，并聘请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相关政策领域专家担任兼职研究人员，学科背景包括公共管理、政治学、经济学、区域与城市管理、 计算机科学、药事管理学、人口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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