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旅游与动物

刘炎林

我认为野生动物保护是一个跨学科问题，它当然跟自然科学有关，但社会科学的视角也不能忽视。我主张将野生动物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放到更广泛的社会文化情境中进行考察，不同时空背景下人们发展出不同的与野生动物之关系，野生动物保护必须建立在对那些根植于社会文化情境中的人与野生动物关系的理解之上。野生动物不是纯粹的自然之物，而是社会与自然的混合体。因此，理解野生动物旅游，既要了解野生动物的自然面相，也要了解其人文面相。

基于此认识，我对旅游中的动物伦理问题进行了情境主义(contextualism)考察。西方主要的动物伦理基本都是理性化的、规范性的、一元论的，并未考虑不同社会情境下人与野生动物关系的复杂性，在指导具体野生动物旅游实践时有诸多问题。比如我们对泰国大象旅游的研究中(Cui & Xu, 2019)，发现无论是激进的动物权利论、温和的动物福利论，还是注重“关爱”的生态女性主义，都无法指导解决旅游业中的大象福利问题。旅游业的优势是用经济手段解决动物生存和福利问题，因此不得不考虑市场需求。中国人对不同野生动物有不同的想象，我们用差序格局来形容中国人与野生动物的伦理关系(Cui, Xu & Wall, 2012)。中国传统儒家的动物伦理是贵人贱畜的，呈现出一种差序格局，用孟子的话说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亲、民、物之间存在阶次。野生动物在差序格局中的位置由其“审美价值”(aesthetic value)决定，而审美价值与动物习性和文化密切相关，如猴与猿在中国文化中被赋予了不同的审美价值，也有不同的文化地位。“动物版差序格局”影响着现代旅游开发中对野生动物的安排，以及游客在活动中的感知和体验。我们对中泰两国的野生动物旅游研究皆说明社会文化视角在理解动物伦理上的重要性，而处理好人与动物伦理关系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我最近研究的话题是自然保护地的人与野生动物冲突。其基本逻辑是：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以及我国对野生动物保护力度的加强，自然保护地中的野生动物种群有恢复和增长的迹象，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出现在保护地周边社区，造成各种损失。国家的财政拨款无法弥补巨额的生态补偿，旅游作为一种市场机制，可以带来额外的经济收益。这些收益既可以用于生态保护的工作经费，又可以补偿野生动物带来的损失，还可以通过社区参与旅游以提高社区收入水平，促进社区整体发展。但是在具体实践中，我们发现旅游在同时促进生态保护和社区发展方面的作用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有效(Cui, Ren & Xu, 2021)。因其复杂性，我觉得旅游如何促进或缓解人与野生动物之冲突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

崔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