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推荐 | 韩国经济的解读:裙带资本主义

韩国“相互挟持”的政商格局

韩国模式得益于一种“相互挟持”的政商格局，在这种情形下，政治精英和商界精英都没有过多的优势来压倒对方。这样一种权力的平衡虽然纵容了精英之间的合谋，但也限制了过度寻租的机会，而过度的寻租可能会毁灭经济的增长。他们之间的博弈是共谋性的——不是合作双方都从对方那里获得尽可能多的好处。但是，这一过程不会失控，因为这两个集团在彼此面前都很脆弱。在韩国，银行属于国家，而那几个少数财阀在资金上负债率是很高的。  

朴正熙出任总统

要是国家控制了各种政策工具，能控制或操纵司法和立法部门，能随心所欲地改写其签订的任何协议，这就意味着政府的任何行为都将是没有信誉的。那些有远见的统治者认识到国家正处于危机边缘，他们会采取措施赢得商界的信任。为了让政府对各种政策倡议作出的承诺令人可信，一种方式就是政府在特定领域培育有资源的国内权力中心，这个权力中心将证明，如果它被推翻，整个社会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只要两个行为体相互间有巨大的脆弱性，就会出现一种“相互挟持”的情形。这种情形可以被视作一种公开的或私底下的“人质”交换。在这种交换中，每一方都有动力去维持双方的这种关系，并且克制压倒对方的想法。交换“人质”作为一种策略，还包括公开我方采取行动所可能给另外一方造成的潜在影响。 

因此，韩国政府事实上鼓励大型企业集团的形成，这些企业集团占据韩国经济的大部分份额。通过这种方式，国家事实上与大企业集团形成了一种“相互挟持”的关系。

朴正熙为三星创始人李秉喆戴上胸花

韩国经济中最大的一批企业集团的规模。在1975年，前5名的大企业集团占据了整个国民经济的7%以上，而前20名的大企业集团差不多构成了国民经济的15%。如此集中的经济结构意味着国家不能轻易打击这些企业。扰乱它们的经济活动意味着经济麻烦、劳工骚乱和政治动荡。然而，这些公司也对政府有大量的负债。韩国的资产负债率一直很高。由于银行已经被国有化，过度依赖于借贷就意味着大企业的运营依赖于政府的支持。  

1961年，朴正熙政变后很快就没收了主要商业领袖的财产，这是用来证明韩国政府控制着财阀而被引用得最多的例子。53朴正熙颁布了《非法聚敛财富法案》，表现出对其所继承的腐败政治体制的憎恨。数百名商业人士不是被捕就是因在李承晚执政下非法聚敛财富而被没收资产。该事件一般被当作一个典型案例的事实来支撑“强国家”的论点，显示出朴正熙对资本的巨大影响力。然而，没收资产只是该事件的序曲。通过审视整个事件以及考量实际没收的最终结果，一个不同的事实浮出水面——这一事实展现出资本相对于国家的权力。

证据表明，朴正熙不是“控制”资本，而是与资本家密切合作，是支持而非刁难他们。那些被允许出国并寻求外国贷款的韩国人，正是被罚款最多的13名企业家，他们回国后向朴正熙政府提出了许多政策建议，“包括在蔚山建立工业港口，该提议立刻被实施”。另外，不少企业家确实被朴正熙处以罚款，但正是其中的许多企业家反而商谈投资朴正熙执政下的五年计划，并为此得到了政府贷款。当工厂建成之后，这些企业家决定不用股票，而是现金来支付罚款，从而保持了对企业的控制，而统治集团则希望将其国有化。

韩国造船厂

通过这种方式，即使在朴正熙政权初期，资本家们就意识到他们并非完全受制于国家，而是双方都有一定的能力来彼此制约和抗衡.然而，恐怖平衡、“相互挟持”的格局本身并没有导致效率逻辑至上——它只是限制了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可能性。

事实上在韩国几乎没人相信朴正熙会对社会实行清洗。宣布政治人物和其他领导人的腐败、公布玩忽职守者的名单、惩罚所谓的违法者，这都是韩国军事独裁者使政变合法化的手段：朴正熙1961年使用了这种手段，1972年再次使用（当他为准备颁布庾信宪法而宣布戒严令时），全斗焕在1980年效仿了其前任。这使得两位领导人表现得像是通过简单而纯粹的军人介入来惩罚贪污腐败、拯救国家，但是其最主要的效果却是使新政权合法化，使政治对手中立化。大多数韩国人认为清洗行动是企图将公众的注意力从更大的政治问题上转移，即便这样，清洗行动也是以小鱼为目标，从没有瞄向大鱼。

全斗焕

“相互挟持”的政商格局以许多方式降低了交易成本。商界和政府都明白他们彼此需要，也都清楚别无选择。权贵裙带的圈子相对较小，因而彼此竞争的代价也就小一些，这是因为投机的可能性和保护投资的需求都比较低。另外，精英们明白他们在玩一个重复性的博弈，各方聚在一起，既带来了互惠的机会，又心存对投资回报的担忧。

每一方都需要另一方，而且任何一方都不能完全占得上风，政府和财阀被迫合作共事。这一观点强调大企业和国家之间持续的协作，以及国家依赖于财阀的政治献金，以至于不能太强硬地逼迫企业做不想做的事，这类似于一个囚徒困境：双方都倾向于背叛，但是他们的这种倾向却受到制约，因为对方也会采取同样的方式回应，从而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模式。

因此，“相互挟持”的格局限制了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之间的共谋。企业竞相扩大规模，这是为了更有理由来持续地获得廉价的贷款，因为它们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救助它们——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而支付给政客的政治补偿， 则巩固了这种廉价资金的流动渠道。对政治人物们来说，他们需要政治资金来进行选举和从事其他政治活动，同时，贪婪的本性使他们没有动力去制裁企业，除非企业管理者彻底无能。

本文摘自《裙带资本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略有编辑，以原文为准。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